北京时间12月27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就当前北京房价发表看法时表示：“要清醒看到，房价已经过高，积累了风险，而且增加了社会焦虑，也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谐稳定的巨大挑战”。从郭金龙的这番表述来看，政府将对早先通过开闸放水“去库存”的政策做出调整。房价非理性上涨造成的威胁已不仅止于资产泡沫可能造成的危害，更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然而，面对郭金龙这番发言，市场上反倒流传“政府越打房价越涨”的声调，北京市能否颠覆市场对赌心态成为这场房价平抑战能否取胜的关键。
自2015年初以来，在楼市去库存政策拉动下，一二线城市房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然而，深究这波房价上涨的成因便不难发现，这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所导致，而是中国模式中“融资型土地政策”下的副产品。然而，随着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立场转趋保守，已处在波段高位的房价已到了强弩之末，这也意味着“融资型土地政策”已难再为经济增长增添柴薪。中央亟需引导地方政府从以往高度仰赖土地拍卖的来钱模式转变为“可持续的现金流”模式。
郭金龙释出平抑房价信号
土地融资已成为恶性循环的根源
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中央加强对房价调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已很难再通过土地拍卖来筹措财源。根据财政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30,979亿人民币（约合4,460亿美元），较上一年同期增长19.1%。而在2015年同期，这项金额落在26,020亿人民币，较2014年同期减少10,730亿人民币，降幅达到29.2%。
从政府公布的201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达到150,218.78亿人民币来看，土地拍卖收入占到地方支出比例介于18%至22%之间，地方政府高度仰赖土地拍卖收入。然而，在预期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的土地出让金也受到非市场因素所干扰，这也给地方政府维持当地秩序造成诸多限制。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出现放缓，对于习惯通过举债刺激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来说，抬高土地价格有其合理诱因。当地方土地拍卖价格屡创新高，地方资产估值也随之高企，这意味着对土地供给握有审批权的地方政府手上有着银行眼中的“优良资产”，这一方面能降低地方资产债务比例，另方面也能疏通银行资金通路，提高当地资金流动性。
然而，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等三方为了共同利益将土地价格拉高，进而创造出账面上的财富效应。但土地价格高企不仅抑制了市场上的实际需求，更导致了市场扭曲。市场非理性行为不仅加剧社会焦虑，多数人的利益也为少数利益团体所把持，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将形成永久性伤害。
改变经济地貌来重构市场预期
从现况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度转型过程之中，在新的增长动能尚未成熟之际，为确保经济稳定并保障社会秩序，中央对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融资来缓解债务压力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然而，市场投机行为濒临失控也让中央必须回过头对“融资型土地政策”进行检讨。
总体来说，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通过经济刺激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遭受结构性局限。此外，中国虽拥有巨大的城镇化潜能，但对于房地产业的提前、过度投资已使得中国现有的房屋存量大于城镇化所需数量。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尚有足够2亿人居住的房屋处在在建、待售状态。
从供给侧来说，我国的房屋存量同市场需求已达到平衡状态，甚至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然而，地域发展失衡使得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在去库存大潮下却显得纹风不动。如何调节其中的矛盾并扭转“融资型土地政策”的发展模式成为高层亟需落实的政策重点。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央正积极打造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产业圈。从近期出台的首都特区规划案来看，高层试图打破以往地方政府画地自限的固有思维，通过重构经济地貌来扩大城市发展腹地，最终化解市场对土地是“稀缺品”的预期。
可以预期的是，社会思维的改变是缓慢的。但唯有彻底打破以往“融资型土地政策”的发展模式，真正做到“地尽其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市场对于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恐慌，并将珍贵的金融资源导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实体经济上。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曾宣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