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头戏的国企改革已然开场，然而进展并不十分顺利，相关者与关注者们各有异见。特别是国资委在6月7日于《求是》杂志上所提出的“国企重大决策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等方面作出决定”的说法，引起较多争论。
由此可见中央对国企中党建议题的态度。而从党建切入进行国企改革，既源于特定政治和经济制度环境，也与国企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及在当下有效实施改革的客观要求有关。
国企改革第一步：先抓党建
那篇文章称，“当前，国企国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下文即表示，“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经理班子作出决定”。
观察人士表示，加强国企党建工作，是这次国企改革中的先声。2015年8月，中央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次月即发布《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另外早在2013年，中办就曾转发过《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中央企业党委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见》，明确了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内涵、要求和规则程序。
2016年2月29日至4月29日，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对国资委党委进行了巡视。巡视组反馈情况时说，国资委的主要问题有：党的领导弱化，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推进国资国企改革进度较缓。此外还有：改革系统性、针对性、时效性不够强；实施监管有欠缺，存在越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追责问责制度不健全，监督力度不够，对央企存在的一些问题督促整改不力。
这些尚且属于“政治巡视”的层面。在清理周永康案时，他曾经主掌的央企中石油被揭开一系列严重问题，出现塌方式腐败，甚至几成“独立王国”。蒋洁敏被传能够轻易从中石油账户向私人转移巨款。
中石油规模性腐败与乱权也折射出国企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国资委在《求是》的文章也承认，“目前，中央企业党建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交织，机制问题与监管问题叠加，本质上是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责任没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国有企业尤为紧迫。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确实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再不认真抓、用劲抓，就会危害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就会犯政治性、方向性错误”。
这些表述在中央话语体系中是相当严肃的政治性警告。究其原因，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市场化的趋势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此外，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之前在采访中的表态作出了部分解释。他当时表示，“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客观上实际都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基础”。
不务正业“不想改” 国企遭强制
国企改革利益关切深广，不会仅限于执政党。对我国宏观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自不必说，中央比较关心的还有就业民生问题，以及有可能延伸出的二次影响即社会治安问题。江执政时期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力推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虽成效卓著，亦造成较大规模的失业，牺牲了很多人的切实利益。
《人民日报》曾刊“权威人士”的采访中，就提到了就业问题。李克强也在许多场合中强调过就业的重要性。并有官媒表示，各项经济指标中，“就业”始终是李克强最关心的经济指标之一。而国企改革如果措施失当，确实有导致较严重的失业，进而发展为民生与治安等问题。
另一个重要担忧则是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这也是许多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国企改革中的常见现象。国企改革先锋人物、曾任中石化党组书记兼董事长的傅成玉直言，企业谨小慎微，因为“怕被说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他还补充道，总体来说，要解决“不想改、不愿干、不敢改、不会改”的问题。
傅成玉话里没有详解的“不想改”、“不愿改”和“不会改”，实则暗示了在这场国企改革道路上需要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换一种说法，就是国企自身对改革的消极或积极的抵制。
观者犹记，十八大前，时任总理温自2003年至2012年先后12次召集中央企业高层和在境外上市国企高层，敦促降低薪酬、津贴、资金等，后者集体亮出“不”的底牌。这也见证了国企党建的弱化，而决策者实难插手，亦成改革难题。
如今决策层对国企的干涉明显强于前届，但其把控的时效性似乎仍然有待加强。例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月，全国便出现69宗“地王”，其中，56宗出现在二线城市，买家则以央企、国企为主。
2010年初房价地价齐升时，央企便曾是“地王”的主力，并引发中央严厉的“退房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仅保留16家央企，这一名单后增至21家。然而，如今，“退房令”迟迟未落实，多家本在清退行列的央企仍活跃于房地产市场。
财新网就此评论称，国企本被寄予厚望，充当国家调控经济的得力工具，然而，如同逃废债一样，它在房地产市场上再次扮演了消极的角色。住建部和央行等部门自当尽职履责，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应对此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不过，住建部与央行是否就一定能管得住这些规模甚巨、牵扯甚广、行政级别甚高的国企的闲不住的“手”呢？
这些国企也有自己的难为之处。一方面，主打业务效益不振，甚至有所下行；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又门槛低、成本低，几乎稳赚不赔；而且在行政压力和逐利驱动下，“不务正业”才成为一种趋势。即使是因为有意或无意的短视而进一步加重未来风险且难以收拾，也不管不顾了。
孔丹在采访时说，“我认为国企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层稳定连续”，这对于解决当下国企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且契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也得到较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在以“供给侧改革”为主攻方向的特殊转型时期，加强对这些国企的政策管理和宏观引导，同样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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