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个潜力无限的大国，能否发展成为一个与中美相匹敌的现代化超级强权？
笔者曾阅览诸多国内外学者对印度改革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在这些文献中，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意见，都忽略了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环：国家的认同形态在现代化浪潮中的作用。而这才是决定印度现代化改革能否成功，并发展为超越中国存在的关键。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认真了解一下国家形态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性，一个被所有政治教育完全忽略，却被梅特涅、俾斯麦视为根本的现代政治秘诀。即国家形态赖以维系的基础不同：中印之间的真正差距 。
“国家是合法的存在，而非真理的产物。法理和刀剑并不能将人群捆成国家，唯有自发的认同才能做到，所以，一个国家的形成和维系有赖于某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此观念的存灭，关乎着这个国家的存续。”（《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论国家》）
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上争议颇多、持久难解的政治话题，才能真正理解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何在。
为何1834年之后的普鲁士王国能够顺利推动现代化？而奥地利帝国却只能在僵化保守中走向衰微？
为何1970年的日本帝国能够在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强盛？而同时代的清帝国却只能故步自封，甚至于1905年的新制改革仅仅加速了国家的瓦解？
为何1924年之后的凯末尔土耳其现代化改革能够获得成功？而1876年的奥斯曼土耳其米德哈特宪法改革和1907年的土耳其青年党现代化改革仅仅加剧了帝国的崩溃？
这是因为，构成国家认同的观念不同，导致了不同国家在现代化风暴面前的不同命运。现代化变革中最重要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思潮。毕竟，唯有国民思维的现代化，才能谈得上现代化发展可能，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化的思潮很可能摧毁或者削弱一个国家赖以维系的认同基础。
在现代化的思潮中，无论是“人人平等”的人文理念，还是强调理性科学的自然逻辑，都将削弱宗教虔诚，摧毁神性崇拜，并急剧提升受众的自我意识，释放身份政治之民族主义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认同能否经得起现代理性认知的考验，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现代化风暴面前的命运。
“在注定充满痛苦和挫折的人生中，虔诚的信徒们心安理得地服从上帝的安排，反而能处之泰然；但世俗的现代人则需要足够的理性认同，在挫折面前装饰他虚弱的自尊心，而身份政治油然而生，故而穷光蛋高唱“无产阶级最高尚”，日耳曼人则高呼“德意志民族最优越”——《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革命的火种》
对于19世纪前期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来说，若以人口和领土而论，奥地利帝国远远超越前者，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普鲁士作为一个纯粹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能够经得起现代化改革的考验，可以将国家认同变为民族主义，而无须担忧崩溃风险；
“（作为纯粹的德意志人国家）吾国相比奥地利之最大优势，即便我军全数在外，吾王仍居国家之首安全无虞……其有助于加倍顺应时代之需要，接纳公众事务之发展。” ——俾斯麦普魯士首相
而奥地利帝国作为一个基于天主教“君权神授”旧观念维系的多民族帝国，不可能进行现代化改革，因为现代化将会摧毁奥地利国家形态赖以维系的根基——天主教观念的虔诚。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的现代化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天主教的影响，引发了国家的大规模动荡，而梅特涅亲王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不得不叹息，每次标榜进步的改革，都会削弱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并提升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离心倾向（《梅特涅亲王回忆录》）。所以，国家形态决定了普鲁士通过现代化改革，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德意志民族强国，而奥地利空有庞大的资源，却只能作为旧的宗教君主国家逐渐走向衰微。
“虽有善良的想法，但终究一事无成的人长眠于此”。
——失败的改革皇帝约瑟夫二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自嘲，约瑟夫二世鄙视天主教士，称其“既懒惰又无用”，多次削弱其影响力，并扶植现代化教育，进行现代经济改革，但这些初衷良好的改革无一例外地招致了大规模的非德意志民族的叛乱 。
与之类似的是日本和清帝国的对比命运，前者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现代化思潮的民族主义足以使其成为其富国强兵的良药 ，但后者作为入足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在现代化浪潮必然出现的汉民族主义面前则难以幸存，而清末新政加速革命的结局也验证了这一点。
大学者章太炎在日期间，在现代化教育的汉族留学生拥护下，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率先以黄帝年号纪年，以“唯我黄帝子孙”、“世界第一等炎黄贵胄之民族”之汉民族主义动员民众，由此掀开了满清帝国崩溃的进程。事实上，在反清运动中，汉族革命党的手段颇类似于今天的恐怖主义，多以暗杀、暴动、袭击为主，屡仆屡起，使得满洲官员人人恐惧，一经突破，则全盘瓦解——无独有偶，今天边疆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和传播，同样得益于现代化教育催生的民族知识分子。
奥斯曼与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宿命同样如此，1876年的奥斯曼现代化宪政改革，摧毁了旧的君臣观念，引发苏丹臣子基督教贵族的不解，点燃了巴尔干各民族的独立浪潮，1907年的青年党现代化改革，削弱了伊斯兰的尊崇地位，强化了虔诚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自立决心；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当其他民族脱离奥斯曼帝国之后，凯末尔的现代化改革才得以成功——但1924年废除哈里发的改革，依然引发尊奉哈里发之库尔德人的叛乱，并延续至今——就像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8年改革灾难出现之后，被迫放逐改革的狂热倡导者大维齐尔米德哈特所说的那样：“帝国是基于旧的观念形成的，新式改革则会摧毁这一切，国家亦会因此灭亡。”
作为一个基于君臣契约和伊斯兰教构建起来的、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帝国，奥斯曼的宪政改革（1876）和世俗改革（1907）都引发了国家的分裂和崩溃。
历史用无数的血腥事实证明了一点，即“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形成，必定是基于某种观念，这个观念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冲击，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现代化风暴面前是脱胎换骨，还是粉身碎骨”（《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论国家》）
而这一点，恰恰是印度与中国的真正差距。作为一个基于宗教观念形成的、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大国，与奥地利帝国、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印度的国家形态经不起现代化的冲击。
只有真正理解现代政治，才能理解印度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挑战，并非马基雅维利所能胜任，唯有伟大的孔子和穆罕默德方能驾驭其中。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莫言主笔，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