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30日中办、国办下发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善意见，提出“加快放活经营权”，有关农村土地百万亿商机的讨论随之热烈起来。在很多人看来，农村土地市场无异于另一个房地产市场。但，这样的市场只存在于梦中，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市场。
进一步说，放活经营权是时代必然，但出于国家粮食安全考虑，经营权放活更意在粮食生产与粮食生产者队伍的稳定，经营权放活后的稳定是根本，若不慎重考虑相应约束条件而放任自流，其也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它更会威胁到13亿人的饭碗。
无关百万亿商机
之所以无关百万亿商机，由其性质和市场规律决定。
从性质上来讲，文件中“三权分置”所指土地，并非所有农村土地，而是农村“三块地”中的承包地，它自建国后土地改革分田到户，登记时的耕地而来，换句话说，它是农村中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土地，也可理解为18亿亩红线的耕地。而除了承包地，农村其余“两块地”则属于非耕地部分，由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构成。
从建国后耕地的历史演变来看，先有耕地，后才有“三权分置”，而非相反的理解。
农民先是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很快就到了1953合作社时期，又以耕地等生产资料入股，成立初级社，至1956年高级社，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入股，耕地集体所有权从此而来，再至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改革，集体土地包产到户，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出现。
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的分离，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郊区即已有之，农民进城打工，将承包地的经营权自发或通过村委会流转给外地农民种植，再到2000年之后，城镇化大发展，西部农民往东部跑，东部农民往城里跑成为趋势，经营权流转开始普遍发生，只是此时至今的流转，更多呈现出无序特征。
从上述过程来看，所谓“三权分置”从耕地产权演化而来，其实是基于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分离的理论概括，既然是从耕地而来，它的基本功能，就是种植粮食。单从粮食产出来讲，一个基本常识在于，一亩地产出有限，有着一个亩产量的“天花板”。
笔者和一位全国十佳农民算过一笔账，以种植一亩粳稻为例，亩产1500斤已属较高水平产出，按照今年155元/50公斤的粳稻最低收购价计算，一亩地收入2325元，再刨去农药、化肥、地租、人力等成本，其中的净利润差不多只有100元～300元左右，以18亿亩为基数来算，其产值最多也才5400亿，若再加上国家种粮补贴等，每亩净利润可以到900元左右，产值也只有1.6万亿，距离百万亿还有很长的距离。注意，这是“天花板”数据，只会高不会低，也很难会比这个更高了，除非粮价暴涨60多倍，那13亿的人将会连饭都会吃不起。
也有人说，可以通过耕地买卖来获利，这才是商机，在现实中，就是粮田被层层转包，一层价格比一层贵，这在现实中也早已有之，笔者曾听说有稻田，中间竟然被层层转包了四次，租地的人不断涌入，地租不断高企，东部有些耕地的转包价甚至超过了2000元/亩，都快赶上一亩稻谷的所有收入了，再刨去其他成本，利润在哪里呢？又有谁会种粮食呢？种了粮食又要卖多少钱才能盈利？对于城市中的多数人，又能否买得起呢？
饭都吃不起与经营权无序流转
肯定会有人说，为什么耕地一定要种粮食？完全可以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或者反季节水果，进口粮食比国内的还便宜，靠进口就行了。但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不等我国粮价暴涨60多倍，我们就已经吃不起饭了。
去年中央深化农村改革纲领性文件还没出来之前的7月，时任中农办主任的陈锡文在部分省市深化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说，三大谷物全世界正常出口的就是2.5亿吨左右，中国自己生产的，2014年是5.7亿吨，比它一倍还多，“全球三大谷物都买回来还不够吃半年。”
陈锡文说，去年粮食总需求缺口约有2000万吨。原因也不外乎其他，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不种地进城的人多了，吃粮食也要吃肉，肉都要喂粮食，机器也要吃粮食生产能源，粮食需求量也在增加，这意味着，未来如果国内粮食产量的增幅，不能补上这个缺口，进口会继续增加。
了解国际大宗商品特点的人应该知道，过去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与中国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粮食也一样，中国进口粮食数量也一直在增加，而一旦中国无法稳定粮食生产，对海外需求持续扩大，迟早会推动国际粮价持续走高，那么，13亿人的生活成本都会上升，那不是吃不起饭还能是什么？
而在粮食亩产“天花板”的前提下，从个体行为上来说，种粮食的单位亩产回报的确是太低了。联产承包时，东部农村每口人也不过一两亩地，就算粮价翻倍，一个四口之家，获得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元，打工也就一两个月的事情，这是农民进城的原因。
要吸引人种粮，那就要经营者的收入高于在城市打工收入，并且可以持续，亩产很难再有提高，粮食一味涨价的路也走不通，它只有依靠经营权流转，并通过机器对人力替代，不断扩大经营面积来解决。这是放活经营权的历史意义所在，为粮食生产的规模经营铺路。
但放活经营权是不够的，如粮田层层转包导致地租高企，种粮无利可言外，无序流转还有更多的表现，它们都是种粮的威胁。反过来说，粮食生产不能保证，守着18亿亩耕地红线又如何？
除了层层转包，地租高企外，笔者观察到的无序流转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上世纪90年代，虽然粮价较低，但地租与人力成本也较低，通过经营权流转规模种植粮食尚有利润，虽比不上进城打工，但比在自己家乡强多了，这是外地农民种粮的驱动力。其后，粮价上涨，同时经营权无序流转又导致地租、人力成本上升，种植粮食不赚钱，这时候，原本的耕地开始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只见水稻田挖成了鱼塘，要么变成了葡萄园、西瓜地，为了追求产量，还进行掠夺式种植，滥用化肥和农药对地力造成长久破坏。近几年，全国水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频繁遭遇“熊市”就是明证。
其二：种粮大户流转动辄万亩土地，进行雇工经营，但承包权在农民手中，通过农民和种粮大户直接发生交易，农民考虑到地租变化，一山望着那山高，不仅租期短而不稳定，土地流转成本也不断上升，加上雇工经营带来的人力成本攀升，种粮还是不赚钱，在现实中，就是很多地方种粮大户的毁约弃耕。
其三：城里人到农村包地种植，自己干不了农活一样要通过雇工来完成，种植的作物也是五花八门，辛辛苦苦种出来打着“情怀”“有机”等旗号，通过电商高价来卖，物流成本继续吞噬微薄的利润，忙活一年自己不赚钱不说，种的地甚至农村人也看不过去了。
其四：商人流转土地种植与套利。一些人不知道水深浅，大成本投入进去，种出粮食发现成本都收不回，于是就开始想歪门邪道套利，甚至还有的打起了占补平衡指标买卖的主意。更典型的是下乡圈地，耕地上种上树木，变成园艺公司，就等着有朝一日土地被征收而获得高额回报。补一句，笔者多方接触与了解后的个人感慨——我国台湾商人尤为精于此道，后来大陆商人也学会了，建议更多媒体关注下这个选题。
其五：上述交易方式都不同程度地推高了地租成本，就算是鼓励真正的农民流转土地，也变得难度很大，基层政府不得不通过流转补贴来完成，完成了给农民提供的农业服务配套不足，或者没有后续的农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种粮成本仍然高企，一样不利于生产的稳定。
边界与约束条件是关键
中办、国办文件谈及“加快放活经营权”同时也指出，要逐步完善“三权”关系，研究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边界，这才是“三权分置”未来走向及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影响粮食规模化经营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地租成本，承包权的确权，承包户与经营户的直接协商，将会增加经营权流转的交易成本，地租高企就是这样来的。从世界经验来看，一旦地租高企，超过亩产年回报的33.5%，种粮就难言有利可图，目前东部发达地区，普遍超出了这个比例，仅从粮食生产稳定来说，这个地租边界就需要考虑。
家庭经营而非雇工经营，也是应当考虑的约束条件。只因雇工难以推动机器对人力的更多替代，这样经营规模就难以持续扩大，粮食生产可持续的要诀，就是用更少的人力种植更多的土地，全世界经验来看，只有家庭经营，并鼓励家庭用更多机器替代人力，以种植更多土地，不断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这一条路。这也是粮食生产的长处，即机械化程度可以持续提升，种植水果、草莓等农作物，就没那么简单了。
禁止商业资本流转之余，村集体承包地，应在村集体内部流转。这并非对外地农民的歧视，而是基于基层政府优先解决本地农民就业岗位，以及培训职业农民，粮食生产管理和提供生产服务配套等多方面的考虑，目的是可持续生产，既包括人的可持续经营，也包括土地的可持续经营。此外，对经营权单独立法，保护经营者的利益，也应是必要之举。
更进一步，对经营权流转的约束，应是制度层面全方位的约束，方向就是让放活的经营权变得稳定，并朝着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目前，据了解，全国也只有一个地方做到了，那就是上海市松江区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
早于2013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家庭农场，松江区在2006年前后即已开始推行适度规模家庭农场试验了。如今，松江15万亩耕地，仅由不到1000户家庭农场主耕种，并且超过百分之60%的家庭农场都已经进化至机农一体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主不仅会开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还会改造农业机械，不仅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家庭农场主依靠种地，最多的已经实现年收入超过40万元。而当地的稻谷收割，从机播到收割入库，更可以全程不落地，机播高产更吸引了日本人专程前来取经学习。
与外界惯常的印象的不同，笔者多年观察发现，松江能够做成功，并不是单纯的土地流转就可以完成的，在规范经营权流转之外，它采取的是一整套制度性约束的办法，在地租控制、耕作制度、规模经营准入条件、生产制度配套、农民培训与服务等各方面都有着精密的制度安排，另外，它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依靠补贴推动的，相反，这些年松江家庭农场的补贴反而在减少，当地官员更测算过，只要规模到350亩，不需要补贴农民仍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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