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和一份总备忘录，重新审核2010年生效的Dodd-Frank（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 规定了美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的基本原则，为未来放松对金融行业监管铺路，这被舆论解读为特朗普将为金融业“松绑”。
《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国会于2010年7月批准出台的，美国之所以出台该法案，主要为避免2008年金融危机再度爆发。该法案包括规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须达标、每年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多项措施，其核心是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机性交易活动，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
客观地看，该法案自颁布以来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一方面，它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催促当时美国政府对防范化解金融业风险重要性的重新认识。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中小银行逾数十家，其中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该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贷款商之间的竞争既培育了创新，也带来了高度的不稳定性。正是基于银行高风险领域投资易产生较大风险可能性的考虑，对金融业进行更严厉的监管便顺理成章。同时，也要看到，严厉金融监管法案也是在经济危急时期美国人民保护自己经济利益不受损失的重要工具，是政府不得不构筑的保险屏障；而自该法案实施之后，美国金融危机得到了有效遏制，六年多来再也没有发生大的银行破产倒闭案件，使美国金融基本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该法案实施6年多以来，银行合理的市场流动性的目的基本达到，也深刻改变了美国金融业的格局，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业借金融创新加金融杠杆、易诱发金融经营风险的金融产品线或被抑制、或干脆被砍掉，使潜在金融风险基本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为美国金融业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石。
然而，其副作用却也显而易见，其表现：其一，该法案在提交参、众两院投票表决中，遭到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全面否决，在参议院中也仅有三票赞成，表明该法案一开始就颇受争议，能够通过有点勉强。其二，扼制了金融业发展的咽喉，是金融业创新机能几乎丧失殆尽；美国金融业扩张受到抑制，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其最终传导给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就是说美联储加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亦有金融业创新扩张受到严厉金融监管法遏制而使美国实体经济迟迟恢复不到预定目标，就业率也一直处于不甚理想状态，同样亦让世界经济经过如此漫长时间始终走不出低谷。其三，该法案实施之后，使美国监管机构自主裁量权加大，对金融业干预增强，由于没有受到严格法律约束，无形中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系统及金融业合规系统，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也加大了金融业经营成本，并降低了美国金融业整体创新与运行效率。如为应对严厉金融监管，2014年摩根大通在全公司整体裁掉核心部门员工5000人的计划下，又不得不雇佣13000名合规人员，让该银行疲于应付，经营陷入无所适从状态。
因而，面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实施让美国金融业及经济发展陷入如此尴尬境地，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欲振兴美国实业及经济，突破这道障碍却是不二选择。而破除这道金融业及经济发展瓶颈并不是不可以，也并不是什么大的难题，但现在关键问题是特朗普总统之所以能当选总统，靠的是就是向民众许诺保护美国中产阶级不受华尔街贪婪的侵蚀。特朗普把美国中产阶级没落的原因归咎于“金融行业和全球权力架构曾经‘洗劫’了中产阶级，大型金融机构夺去了民众的财富。”而今天却出尔反尔，欲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其实就是对竞选总统誓言的公然违背，不仅有开罪全美中产阶级的可能，更会遭到原来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显然，特朗普政府今天已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困境：要继续获得全美中产阶级及其支持者的支持，必须以严厉监管金融业、压制金融业创新、抑制金融扩张及由此带来实体经济持续萎缩、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为代价，这与特朗普意欲振兴美国经济的施政宗旨不相符；而如果寻求美国经济快速复苏、使美国制造业重振雄风、并使之继续成为世界经济“领头雁”，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由美国主导世界，必须背信弃义，抛弃竞选时的所有拥趸者，看来这是特朗普不得不忍痛割爱的选择了。当然，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能否最终获得通过，除了美国民意是否支持之外，还要看参、众两院议员们是否具有远见卓识了。
在笔者看来，通过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毕竟美国实体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中产阶级利益与整个美国经济比较起来孰重孰轻，已是泾渭分明，美国人民自会做出明智选择；且这只是他们国内利益的分配，在世界经济利益格局中，让美国金融业强大起来，然后渗透世界经济，让世界金融业围绕美国金融业转，然后聚集起强大金融资本，永远是美国政府第一位的利益，美国绝大多数产业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是会投赞成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