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前年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之后，有银行反映信贷确实放松了点，额度也有所增加；但不过是对央企和国企更加宽松，有三分之二资金流向了大型企业；而对中小微民企贷款则更加紧了。这无情地表明资金流向偏离了既定轨道，中央寄希望于定向宽松来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及通过资金定向支持棚改、铁路等领域稳经济增长的计划有可能再次落空（8月23日《华夏时报》）。
社会资金向风险小、高回报领域流动是经济运行自然法则，任何社会形态概莫能外；我国商业银行资金向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流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应为此大惊小怪。众所周知，从当前而言，央企国企资金势力雄厚、盈利能力较强，尤其背后有政府坚强后盾，银行向其放贷，无任何风险可忧；且我国央企国企都属国家所有，即便受政策因素影响形成了一定不良贷款，银行信贷管理人员也难被追责，因此更加坚定了银行向两类企业放贷信心。而中小微民企，本身发育不足，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可能性大，实质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天然在银行风险防范的偏好之外；再加上银行原在不少支持中小微民企信贷投放大的地区，今天成了不良信贷的重灾区，银行滋生了厌贷、畏贷、惧贷心里；且银行对中小微民企放贷管理成本大，尤其对其资金流向难以监测，为防止贷款被挪去他用，甚至用偿还或放高利贷，只能倾向于优先放给大企业。所以从资金风险和盈利层面看，银行“喜大厌小”信贷策略本身没有错，银行也无必要、也不可能成为中小微民企的“救世主”；银行谨慎放贷对国家来说还是好事，如果随便乱放，信贷资金使用不活，没有发挥应有效益，可能只会让国家蒙受更大损失，所以只要换位思考，我们就不难理解银行这么做的苦衷和不得已了。
话说到这份上，或许有人会疑惑不解地问，那绝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大型企业，该怪谁？在笔者看来，应怪银行信贷风险社会补偿和救助机制不健全，应怪政府仍没下定调整产业结构的坚强决心，应怪监管部门没有完善相应监督跟进机制。一方面，政府只要求银行对中小微民企增加信贷投入，又不愿或不及时“真金白银”地出资建立银行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和政策性担保基金，银行一旦出现大面积不良信贷反弹，或因此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该怎么办？这正是银行和全社会普遍担忧的问题。如果此时，我们还在埋怨银行不肯将贷款投向中小微民营企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中小微民企融资难会陷入更加严重地步。因此，各级政府应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建立银行信贷风险社会补偿机制和信贷失误求助体系，在信贷形成风险损失后应得到及时弥补和化解，消除银行放贷后顾之忧，从客观上促使银行提高放贷胆量。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货币信贷总量一直高位运行，M2超百万亿，不断有人发出“钱去哪儿了”疑问。稍作分析，便可知道，我国产能过剩项目、房地产业和政府融资平台，一直是社会资金的巨大“吞噬器”，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畸形化。当前，中央政府已感受到这种畸形产业结构难以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台了若干对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等行业“限贷限产”政策禁令，实现去产能化目标。但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下定壮士断腕决心，或为保地方局部经济利益，阳奉阴违，使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尽人意，尤其对土地财政依赖“脐带”无法剪断，房地产救市政策花样翻新，追求政绩的融资平台仍在悄然运作，这一切都会使新增贷款通过各种暗道、不声不响地流向了上述行业怀抱。最近，不断有媒体披露中小微企业贷款之后将贷款倒卖给房地产企业、或与房地产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或房地产干脆通过自己注册的若干子公司直接套贷，银行贷款怎能流向中小微企业？说得难听一点，这种状况不改变，银行释放资金越多，只会越加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局。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贷款流向大企业不利趋势，还在于政府坚定产业结构调整信心，不能为保经济增长，在去产能化决策上摇摆不定，导致调整产业结构半途而废，这样永远不可能破解中小微民企资金困局。再一方面，定向降准要求资金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仅是一个政策“窗口指导”，缺乏行政强制威力；尤其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缺乏跟进检查和监督措施，对银行高管执行降准政策是否到位也缺乏惩处或激励机制，致使实施降准政策全靠银行自觉、自律和自愿，无法避免落空危险。因此，每次货币信贷政策出台，必须有配套的行政跟进措施，在当前特殊形势下，资金分配也不能全靠市场配置来实现，必须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作用，通过系列行政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国家需要投入的产业领域。否则，再好的货币信贷政策，都难发挥出支援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