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央行反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政策出台，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解读，业界认为降息意在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持续下行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对央行降息被赋予了厚望。
毋容质疑，从表面看，这次央行降息是为配合中央政府“新融十条”而打出的“组合拳”，确实具有经济积极意义：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有利于为未来铁路、公路、能源等建设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有利于主动解决经济与金融风险，对完成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起拉动作用。
但在笔者看来，仅指望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远远不够的。降息只是一种货币政府手段，可以说是一种外因；而产业经济结构则是资金使用效率高低的直接因素，是一种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产业经济结构和谐、优化和健康，降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受阻，降息功效自然会被抵销或打折扣，也难达到货币政策预定效果，其结果不仅银行遭受利润侵蚀之苦，社会整体融资成本并不会降低，实体经济也难真正享受货币政策“阳光雨露”。
众所周知，近两年，中央政府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没有少动脑筋，可谓殚精竭虑，各类优惠财税金融政策更是频频跌出。从2013年国务院公布“金十条”，到今年四、五月份出台定向降准、降息以及“国十条”，再到“新融十条”和全面降息。客观地说，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一定功效，让实体经济感受到了政策“温暖”。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状仍未有根本改观，成了难以根除的“痼疾”，至今大量中小微企业仍处“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形成了资产泡沫坚挺与实体经济不景气、资金周转效率低下与“资金空转”等尴尬经济局面。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各级政府优化产业经济结构决心不坚定、措施不到位，以至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一些低效亏损产业长期占用过多信贷资源，一些泡沫产业无法破灭，长期聚占巨额社会资金。
因而，要让央行降息货币政策发挥应有作用，还必须有相应配套产业经济结构调整跟进措施：其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扶优限劣”宏观产业政策，为降息发力创造内生动力。一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各类企业进行摸底，设定科学考核指标，将企业进行信贷分类，根据企业不同状况分别实施信贷支持、信贷限制、停止信贷等区别信贷政策。二是坚决停止回报过低、没有回报、资本金虚拟化、信用无保障的无效投资，避免低效产业吞噬低成本信贷资源。三是对一些长期低效、占用过多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进行资金“断奶”，压缩融资平台贷款，坚决停止对“僵尸”企业贷款，让这些产业项目被淘汰出局。四是严格执行企业生产环保法规，坚决对资不抵债、产能严重过剩及资源与环境软约束企业实施破产重组，打破“刚性兑付”，化大风险为小风险，有效释放风险，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模式造成的僵化资产存量。其二，央行及监管当局加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跟踪监管力度，为降息发力增添“润滑剂”。一是银行部门增强大局意识，自觉承担“富儿子补贴穷儿子”社会责任，坚决转变“重国企、轻民企”信贷经营理念，不能因为不对称降息影响盈利而出现惜贷行为，更不能通过提高上浮比例或绕开监管方式来维持息差，最终抵消降息效果。二是大胆创新信贷方式和信贷产品，减少不合理中间收费，使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真正降下来。其三，各级政府自觉剪断土地财政“脐带”，防止房地产救市“矫枉过正”，杜绝更多资金流向房地产业，避免再次吹大房地产泡沫，改变央行降息好处落入房地产业“腰包”的结局。
唯有如此，银行才能拿出更多、更廉价的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才能降下来，降息货币政策才能真正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