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末，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出炉，CPI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5%；PPI环比下降0.6%，同比下降3.3%。2014年全年CPI比上年上涨2.0%，创下4年以来新低，PPI同比已连续34个月为负值。12月制造业官方PMI和汇丰PMI则均呈现下滑，分别为50.1和49.6。官方PMI勉强保持在枯荣线以上，汇丰PMI指标则为七个月来首次跌破枯荣线。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际已陷入通货紧缩状态。
通货紧缩特征即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利率、粮食、能源等各类价格持续下跌，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从目前看，若通货紧缩形势持续蔓延，会加速我国经济衰退、导致社会财富缩水、引发分配负面效应、诱发银行危机等社会不良后果。这种经济局势，应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择机实施相应货币财政政策，及时扭转经济不利局势。但笔者认为，在出台货币财政政策之前，应对造成通货紧缩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形成新认识，方能对症下药，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
从目前经济局势看，步入通货紧缩原因十分复杂，有国际经济形势疲软导致出口增速下降等世界经济新常态影响，但更重要是国内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经济畸形增长带来的后果。一方面，由我国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诱发了资金流向不合理，带来社会投入产出效率越来越低，是通货紧缩的直接动因。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无论生产规模还是资金规模，都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在主导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上，政府这双“有形之手”始终起到强大“干预作用”，使市场难以真正市场化，无法构筑公平市场竞争基础，形成了国有企业生产规模配备和资金配置的“优先效应”，也形成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和资金获得上的“双重反向流动”。
如央行定向降准和降息，资金要么向股市、楼市流动，要么向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流动，无法流向资金需求旺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现状无法改观，从而使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民营企业越来越弱势，也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低效，最终降低了全社会生产效率，使企业整体活力无法得到充分有效释放。其结果，民营企业日益陷入不利地位，创利税能力减弱，接纳社会就业功能下降，从而影响社会消费需求能力提高。而国有企业因为垄断利润不断增多，国有企业员工收入不断增长，但其消费需求和吸纳社会就业有限，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全社消费需求能力提升，从而难以提振物价。此外，我国政府依然没有摆脱经济投资依赖症，每当经济出现不振时，总把拉动经济重点和注意力放在投资上，造成了生产投产与消费分配比例失衡，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支出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消费需求能力增长。
如2008年4万亿投资，虽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却带来巨量重复、低效投资建设，如钢铁、水泥、玻璃、电解吕等行业产能过剩，不能形成有效生产能力，既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也抑制了经济活力再生。尤其2014年12月中央政府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推出了庞大的铁路、公路、民航等七大类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累计总金额逾10万亿元。可以说，这些投资固然能起到提振经济作用，但可以断言，一些投资项目不一定能达到预想投资效果，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民生保障工程支出，从而影响社会消费总需求扩大，最终会成为通货紧缩的“推波助澜者”。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与民争地”的财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通货紧缩的“帮凶”。
这话虽有点难听，但其意思却很到位。中央政府虽已认识到中小微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重现实，实施了精减精减行政审批事项、提高小微企业征税额等多项优惠经济政策。但在很多地方，仍然难摆脱与民争利之嫌，比如去年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其征收理由和用途就广泛民众诟病。其结果，导致企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无法到位，民众在国民总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政府占有财富分配比重却越来越高。如最近一项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106.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6%，政府资产过于庞大，虽对政府应付各种债务危机起到一定作用，但又会导致“官富民穷”。且政府公共部门占用净资产资源过多，企业和民众在资本、企业、劳动等生产要素分配上就会减少。而政府公共净资产都是非生产领域的，不能带来任何经济产出，最终会导致生产萎缩，产出减少，影响社会经济效率提高，也会间接影响普通民众购买力，导致城镇居民购房和其他支出能力下降。
对此，破解当前我国通货紧缩困局，一定要跳出固有思维，不能把希望过分寄托在投资和扩大出口上，应重点在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确定合理生产投资与国民消费分配比例上下功夫。当前，应痛下决心，继续加大产能过剩产业淘汰力度，对新批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科学评估，把投资效益放在首位，避免“经济衰退—加大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浪费”现象重演。同时，继续加大精减行政审批和减税让利力度，激发中小微企业创业活力，扩大社会就业面，拉动社会消费能力。此外，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保障领域，消除民众在购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现实消费能力，对破解通货紧缩起到“立竿见影”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