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莫开伟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曾经，据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公司将新增5位副总经理，至此副总经理人数达到11位，遥遥领先同行业，加上董事长、总经理、董秘，高管总数已达14名；且据披露高管年薪数据，新增5位副总年薪均超百万元，公司14位高管年薪总和超过2107万元。
我国政府机构公务员超编“传染病”，近年已殃及国企，不少国企副总数量配备超编并不稀奇。据白酒业内专家透露，国营大型酒企设多位副总是个正常现象，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个。从这里可看出，目前酒企副总数量超编是个普遍现象，只不过贵州茅台略多，显得格外扎眼而已。况且，这次贵州茅台副总配备数量较多，也另有隐情。据贵州茅台证券部人士表示，突增5位副总经理，是“考虑公司新阶段发展的问题，解决新老接替”。由此，贵州茅台副总配备数量多达11位，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而贵州茅台副总配备数量之所以惹来社会争议，关键问题是民众不知道副职高管数量到底该配备多少才算适宜，也不知道副总配备数量以什么为依据，又由谁说了算，这些问题都让民众在心里打上深深问号，也是当事国企及国企相关管理部门亟需向社会解释清楚的。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民众质疑之声就一天不会消弭。
曾经，我国政府机构就因为领导职数配备数量过多，导致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更造成单位权力内耗，遏制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更浪费了纳税人钱财。对此，历届国务院都极力推行政府机构改革，试图消除领导职数配备过多及人浮于事乱象，经过数次改革情况大为好转。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和市场主体，在高管任命、财务分配等方面接受当地政府国资委管理，且高管有明显行政级别，实质上属于准政府机构。因此，国企高管数量配备多了，也会步政府机构后尘，不能不让人产生两大担忧：
一忧国企高管超编形成常态，会诱发新一轮高管数量膨胀，推动企业管理成本大幅增长。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国企副总高管超编行为若得不到控制，就会为其他国企效仿，从而形成“羊群效应”；且高管都是高薪，必然加大国企管理成本，会引发两方面思考：一是高管过多带来薪水急增与企业利润是否匹配？高管增加带来企业总体薪水水平过快增长，与中央提出国企高管减薪精神是否相违背？以贵州茅台为例，高管平均年薪144万元，高管年薪达到2107万元；且2013年6位副总年薪平均值为87.85万元，而2012年5位副总年薪平均值仅为69.18万元，不降反升。
二忧国企高管职数配备缺乏科学依据，造成因人设岗，导致高管人浮于事或产生企业内耗，影响国企健康发展。国企高管配备数量应有一整套科学依据，兼顾企业经营发展规模、经营盈利及高管承担的实际管理工作量，并走民主听证程序，既不能由企业“一把手”主观意愿配置，也不能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搞关系和权力平衡。否则，国企管理就会出大问题：如机构繁杂、工作效率下降、管理难度加大及诱发贪污、腐败等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在我国国企曾反复发生，是应充分吸取的教训。
显然，国企高管数量配备不是小事，直接关系到国企生存发展动力及其凝聚力，虽然国企有按市场化配备自己高管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现实，既不能超越企业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需要，也不能完全摆脱地方政府及国资委的指导，应实行市场与行政双重调节。
因此，各级政府及国资委应担负监督之责，对国企副总高管配备数量制定科学衡量体系，使其副总高管配备既切合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又适应客观竞争需要，把握好一个度，防止副总配备过多过滥，实现国企高管总数配备科学化、合理化，不断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同时，在推进国企改革过程中，切不可只把眼睛盯住薪酬改革，应同步关注高管“瘦身”，甚至把对高管“瘦身”放在更加重要位置，高管与薪酬密切相关，高管少了，薪酬下降了，国企负担自然减轻，企业活力也就焕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