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特朗普总统的非常之举，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这位“狂人”的魄力。
关于减税，我们可以理解为“休养生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政策有助于国力恢复，尤其是民间财富的聚集。体现为政府支出和收入的减少，但是却可以让国家前所未有的增加投资、储蓄和创业，减少人民负担，改善就业，与发展经济活力。
特朗普减税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第二，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开征10%的惩罚性税收；第三，个人税税率将从 7 档减少至 3 档，分别是 10%、25% 和最高39.6%降至 35%。
但是大规模的减税，则对于长久痴迷于财税的政府及制度模式造成压力。比如对于公共建设的巨大投资，维护庞大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以及对于交税者群体而言，大规模减税这种非常之举将深远的影响公民文化。因此大规模减税之后，美国是不是还能有效运转，令人十分关注。因此，特朗普减税政策最大的预期就是赤字失控，飞速膨胀。
其次，就减税本身而言，特朗普总统的结构性减税，主要表现为富人减税。特朗普减税计划中50%的好处，都会流向美国社会阶层中那1%的巨富阶层。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只会加速美国的贫富差距。单就遗产税而言，美国的财政在10年里就将减少1740亿美元的收入。而真正被遗产税影响的只有金字塔最顶尖的那5000多名巨富。其中，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特朗普自己…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可以给他的子女节省14亿税金…
但是正如笔者一向主张的看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经济学家拉菲尔就提出了一个看法：对边际收入和资本减税，可获得更多的税收。理由是，减税将产生更多资本，提高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率，整体经济将增长。这是美国减税期间经济持续繁荣的原因。而笔者也是这一看法的深刻支持者。所以减税增收的情况是存在的。因为国家管理之中，经济增长带来税收增加，是税率更加合理的表现。
此外，税收有个著名论断就是拉弗曲线，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在给里根总统推行减税政策时提出的一个命题，即政府的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超过一定限度，再调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少，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当然这次美国减税也会对其它非市场经济或者竞争力弱的企业形成一些屏障，这种情况也正好实现了特朗普的反对自由贸易的主张。
合理的税率，体现了一个国家制度真正的效率。到底多少税率是合理的，才是税收改革真正的努力目标方向。尤其是那些看似旁枝末节的结构性税收，比如阶梯性的个税，到底起征点多少，不同收入阶层各自缴纳的税款税率多少，都可以极大的调节社会的发展速度。
我国的问题在于直接税比重太低，反而使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工薪阶层所缴纳的税收收入尽然占到整个个人所得税的40%，而高收入者反倒享受多税源扣除优势，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里的工薪阶层，包括几千到几万的一般劳动者，虽然可能高薪，但是作为工薪阶层，他们反而成为国家压榨的关键，成为暴利税收压榨的主要人群。但是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如风险投资、信用借款（高利贷）、线下催收等新兴金融从业者，却因为税收尚未覆盖，甚至没有缴纳应该缴纳的税收。比如一个黑社会催收者，可以从催收收入之中分得最高50%回款的收入，但是因为他是个体经营，反而没有纳税的渠道。还有新股炒作者，如某某投资，通过入股上市公司，之后连拉十几个涨停，但是却仅仅缴纳交易印花税，而非个人所得税，这样的暴富，没有税收服务，显然是不公平的。
针对税收，国家有义务针对居民实际收入进行税费的修订。而针对中产阶层的减税，无疑才是真正有望提升消费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