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药”治真病？
换言之，作为上个时代的弄潮儿，63岁的王健林终于把“革命的枪”交给了别人。
但不论是万达，亦或还在“喷血”的乐视，他们这些热点人物的点点滴滴都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纵然不完美，他们就是中国发展最快时代的重要基因。
在中国有很多荒诞的事情往往不被重视，比如一天没处理过政务的经济学家取代了法学家的地位，成为制定和管理国家的所谓“人才”。而真正应该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思想者，可能远离社会的核心地带。或者说，知识分子披上经济学家的外衣才能服务社会，可是有一些问题还是要从根子上解决的。
于是乎，金融、房地产、互联网成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可问题在于作为第二、第三产业的金融和房地产本质上怎么可以作为“支柱产业”?
通常支柱产业（The pillar of economy），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但是支柱产业必须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诱导新产业崛起；对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各部门、所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变化，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有些产业的影响负面不容忽视。
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等，这些产业因为具有科技进化能力、产业集群效应和市场竞争活力，可以作为支柱产业，而诸如房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则可以作为辅助上述行业发展的服务产业，可以说错误的把金融、房地产、互联网当做支柱产业当做支柱产业，便是堂而皇之的本末倒置。以阿里为例，淘宝通过提供互联网交易的渠道，支持商品的流通，但是它并不生产商品。可以把它当做社会信息与资源流通系统来看，但是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为它制定过于超前的法规政策，反之，诸如半导体、能源及汽车制造，则必须建立国家政策支持的宏观布局。
这算是为早已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招魂的呐喊吗？貌似一些结论认为，因为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业，因为必须紧扣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大局。其实不然，实体经济有它自己的病，长期以来不得不用“假药”医。比如房价不高一些，那些买得起房的人到哪里去消费？而房价再低，买不起的人可能还是买不起，这根本不是低一些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生活真如美剧“权力的游戏”那样，总是突然死亡，而且毫无征兆。我们当然知道，人人都会死，但是数着电视上那些参加《对话》节目的大人物，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从我们眼中消失，感觉也挺可怕的。
不得不说，看了这么多现实版“权力的游戏”之后，最近有几个观点很想分享。
第一，有一个理由就是“破产法”的缺失。因为对于政府而言，希望获得稳定的税收，因此不愿意看到地方支柱的任何企业轻易倒闭，哪怕财务上早已资不抵债。因为金融的作用就被成倍放大，坏账不断的感染。如果，比如东北地区一家大型乳品企业以倒闭的方式完成债务的解救和企业家个人的跑路，政府是否会陪着这一商业阴谋？假破产真逃债，而且拿着政府救济逃掉了？那么以某大行为例，是否也要为地方分行的这种风险承担责任？其实这样的实体的经济不救也罢，但是地方政府敢不救吗？
第二，是金融服务的突发性。不仅没有破产法，此外银行抽贷更直接要命。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企业负债率70%算低的，80%也不算高的。这与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方式有关，按照通常情况，只要有信誉，就能获得银行不断的支持。以万达为例，曾经被视为各个地方迅速发展的标杆性模式。早年任何一座万达广场的实际价值，都是几十亿到百亿。而很多地方给出极其优惠的条件，渴望万达来开发，信贷支持与任何其他企业比较，万达的项目应该是比较优质的，可以给周边带来迅速增值的。但是从大的情况看，即使万达也可能面临银行抽贷的风险。
第三，就是政策风险的不确定性。要理解中国商业文化之中的灰色地带，不得不回头看看历史，从胡雪岩到盛宣怀，没有政府内部人的支持，他们能做什么？再把焦点拉远一些，商字曾经一个王朝的名称。而那些“纣王”的子孙，也成为中国五千年根本政策永远必须以“重农抑商”压制的人群。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压制归压制，但是真的“不能没有你”。俗话说，为官要“爱民如子”，民企也是民，儿子可以教育，但是搞死了就没得人缴税了。
第四，“期房”这种资产证券化的后患。不得不承认，通过霍英东先生发明的“卖楼花”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买得起房，也让社会资产前所未有的增加，但是市场化背景下，带来的问题早已在香港显现。贫富差距必然撕扯社会不同阶层的财富状况，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则让房地产及相关利益链成为社会财富的聚集者。而其他更加重要的行业则十分困顿。以寄生房地产行业的“房中介”行业为例，他们居然可以自定收费标准，按照比例抽成，形如国家缴税。2%以上的手续费，让这个行业成为高收入人群，而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口碑不佳，却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第五，金融的膨胀。金融行业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情况增速放缓背景下，几乎唯一尚可的行业。但是，庞大的拖死实体经济的贷款也成为银行的债务。债这个东西，过度释放就是害人害己，银行和企业，谁都好不了。而银行可以放贷的优质客户所处的行业则困于房地产，而房地产发展也是有上限的。此外，也有一些胆大的人近年来提“普惠金融”，一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把普通人并不需要的债权服务提供给他们。结合互联网的手段，这些所谓金融创新让买不起智能手机的人群过度消费，比如女大学生。当然，更可怕的情况在于，很多的理财者购买了根本不知道底层资产是什么的所谓“非法”金融产品。所以借款人和投资者都将在风险之中沉沦，这个是高概率事件。至于北宋的历史是否会重演，我理解这个也是高概率事件。纵然没有金兵南下，也未必没有“徽钦二宗”。债，最终让借贷双方走向贫困，却通过政府默许的方式，实现政府背书，进而消耗公信力的生命。
第六，关于“繁荣”的理解。虽然目前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富裕的时代，但是国家的管理必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为什么呢？因为放眼历史，荣枯之际，繁荣往往是短暂的，混乱则是长期的。回首望玄宗，一生一世尚有大起大落，前半生是开元盛世，后半生是安史之乱，连杨玉环的命都保护不了。多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珍惜幸福的方式，应该包括发展服务业，发展互联网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唯有百业振兴，才能让经济发展不至于失衡。互联网行业，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等等，任何行业过快过速发展，甚至导致批发零售、商铺酒店投资、过度消费等出现问题，那么就说明他们发展的太快了。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看，保就业是德政，譬如零售业等传统产业其实是有价值的。
第七，关于税率。什么是德政？十一税才是德政，才是执政能力的体现。过高的税率是抑制经济增长、人民消费和商品竞争力的核心问题。综合税率代表了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水平。虽然在当今时代，10%的综合税率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就是硬性标准。能降下来，才能真正拯救中国经济。回首西汉初年，为了保证经济恢复性增长，3%的税率也是有过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小。总得来说，就是要削减财政、国防等支出，发展农业、文化、手工业，促进有效就业，促进储蓄增长和消费发展，促进医疗、教育、养老和就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