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于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吴敬琏、周其任、韩俊、白重恩等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分享了什么精彩观点。
吴敬琏：改革执行不力，钢铁产能越去越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言称，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见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不够快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激励创新和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
我们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产量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另外在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按照指标来压缩，“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的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将各种措施得到真正的落实。
周其仁：垄断性国企的高利润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言称，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产权保护的决定，但在落实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难点。
首先，国有体制恐怕还要改革。
效率还不够高的国有制在很多领域仍然占很大比例，这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生过剩产能的问题。据我们观察，如果一个领域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就不会有过剩产能问题。网络领域、餐饮业很难看到有过剩产能，但是在国有和民营并存的领域里头很容易形成过剩产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基准，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看到效率很低的国企占有资源，觉得冲进去很可怕，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低效率的胜出，这就会导致资源在很多领域不是很高效的配置。
而且有些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资产，虽然挣了很多钱，但是他提供的产品有某种垄断性，而且处于国民经济的上游，各行各业，千家万户都要用到他的产品，这些高利润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是上升，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第二是农村集体制内生的一些问题，让这个集体制很难稳得住。
农村人口的变动，一块是承包的耕地，一块是结婚后就去分一块宅基地，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世界很少有这种体制，很难适应我国人口资源匹配的情况。这一点要求集体制必须改才可能守得住。行政权和财政权还是合到一起的，在农村最微观的生产层次，行政和土地、财产的控制还是一体化的。这些问题不解决，长治久安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韩俊：要把进不进城的选择权交给农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言称，一号文件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坚持质量兴农，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发展。要想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关键要打好两场硬仗。一个是激活市场，主要是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另一个是激活要素，就要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激活市场方面，最近几年可以说有了重大的进展，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油菜籽、棉花、大豆、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激活要素方面，首先是要放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在提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要分治，三权分治，适应现代农业化的需要，关键是放活土地的经营权。
另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离不开对农民土地三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确权和保护。目前，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以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换取城镇户籍。进城农民在城市落户率低，土地退出率很低。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把进不进城的选择权交给农民。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强迫农民选择，我们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白重恩：我国企业社保缴费高 福利还没人家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发言称，我们的经济陷入了一个怪圈，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为了保增长，我们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多了后，就会影响整体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要想走出这个循环，就需要降低税费，使企业盈利能力增加，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会上升，这个循环就打破了。
世界银行的报告称，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与福利并不好的美国相比，该数字为10%，而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的数字为也才到35%，仍然比我国低。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不考虑增值税的话，其他的税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当然增值税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税种，如果我们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其他的税负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税是25%，德国增值税19%，印度增值税12.5%，我们增值税17%，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仅看税的话，由财政部门收的税的负担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因此，我们希望降低政府主导的投资，我建议加强对政府资产使用的约束，这种投资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如果我们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
吴敬琏、周其仁等财经大佬们齐聚首，点击阅读原文，看看他们都擦出了什么火花！
来源：新浪财经
本文编辑：钟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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