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经济呈现了止跌走稳的趋势。前三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均为6.7%，这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已经到达L型底部的证据，目前一些来自微观层面的数据，例如PML、PPI、工业企业利润率等指标均呈现出复苏迹象。这被一些人士解读为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开始。
但笔者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要高于2016年。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是依赖于房地产+基建投资，而2017年若仍要实现6.5%左右的增长，则可能需要更强的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目前构成GDP增长的投资、消费与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要实现“稳增长”的预期目标，必将会面临诸多压力。
首先，未来消费增长的潜力比较有限。目前中国消费同比增速在10%左右，虽然高于GDP增速，但自2012年以来消费同比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造成消费增速较为低迷最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速，在2012年至今出现了显著下滑。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国经济从前几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回落到现在不足7%增速的区间，另一方面也源自一些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行业（比如出口和房地产开发）近年来的不景气。
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是中国经济增速的滞后变量，因此，很难指望在2017年，消费增速能够明显回升。对保增长而言，未来民间消费的贡献空间将会比较有限。
再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下滑至8%左右。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各自占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左右的权重，三者合计占固定资产投资的80%。
而目前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已经下滑至3%，在需求低迷、产能过剩的背景下，2017年能够稳定在当前水平，就已经非常不错。在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反弹对于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随着国庆节后一系列的调控措施的出台，预计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出现再度回落。此外，基建投资增速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发力，未来将会在明年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所有制角度上来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情况。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在2015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民间企业投资增速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然而，目前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已经跌至3%以下，已远低于国有企业20%以上的投资增速，
目前民间企业面临的是融资成本回升、劳动力成本反弹、税收负担偏重与市场需求较低的“三高一低”格局。只要这种格局没有改变，2017年的民间投资很难显著反弹。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投资依然要扮演重要的保增长的角色。
最后，中国进出口行业表现惨谈，中国贸易顺差2017年将显著收窄。2015年与2016年，中国进出口行业表现惨谈。外部需求疲弱与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是过去影响中国出口增速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2016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明显下行，但外部需求弱，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依然会影响出口增长。
此外，特朗普上台可能带来的贸易战，更是给中国出口增长蒙上一层阴影。中国进口增长则面临着内需疲弱与大宗商品价格低位盘整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2017年中国进口增速的表现或将明显强于出口增速，这意味着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显著收窄。
综合来看，在消费、投资与出口这三驾马车中，2017年消费增速可能依然会保持在10%左右，但上升空间并不会大。而出口增速可能继续呈现负增长，因此投资增速对明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三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会继续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呈现明显下滑，这意味着基建投资增速将变得至关重要。而考虑到基建投资在中国主要是由地方融资平台与国有企业来做的，这就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与国有企业的融资将变得非常重要。实际上，2017年中国经济需要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更积极的货币政策，但问题是这两项政策运作空间都十分有限。
先说财政政策，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目前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并不算低，但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面临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时，中国政府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预计201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可能达到4%左右，但财政政策的扩张面临较大掣肘。
2016年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已经不低，如果再通过政府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来增加投资，不仅地方政府要背负着高额的“还本付息”的压力，而且会使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这样既可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又可以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此外，2017年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将受到制约。从保增长来看，中国央行应当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目前有两个顾虑，使得央行不得不放下货币宽松的想法。
一是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二是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会导致房地产、股市等资本市场出现更大泡沫，这无益于给资产泡沫“降杠杆”目标。预计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会呈现中性偏紧的格局。
如果说，2016年房地产市场火爆，使得房地产与相关行业投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那么，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经历结构性改革阵痛才能走稳复苏，而结构性改革更需要进一步依赖于民间投资和消费。
前面讲过，民间消费增速对拉动经济探底回升的贡献十分有限，但民间投资增长潜力却有很多。问题是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为何不给力了呢？如何使民间投资来帮助中国经济完成结构转型的呢？
“融资难、融资贵”长期以来成为制约民间投资的重大束缚。为激发民间投资动力，促进民间投资，近年来政策层面着力从化解融资困境的角度，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基于一系列措施的采取，民间投资融资困境得到了逐步缓解。
从融资成本看，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民间借贷，近年来利率都呈明显下行走势。2014年，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6.8%左右，2015年逐步下降到6%以下，2016年三季度末进一步下降至5.22%，从2014年到现在的不到两年时间内下降幅度在20%以上。
同时，反映民间借贷成本的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2014年在20%左右，2016年10月份降至16.5%，下降幅度也在15%以上。民间投资融资成本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民间投资式微，但“融资贵”已并非根本性问题。
从融资可获得性看，由于货币环境较为宽松，流动性充裕，资金获得渠道更为多元，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截至2016年10月末，M2余额达到151.9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104.77万亿元，货币信贷增长远超同期GDP增长。
与此同时，自2015年以来债券、股市融资也得到较快增长，兼之对民间投资的政策倾斜等因素，“融资难”也不再成为对民间投资的根本性约束。
截自2015年10月份以来 M1增速显著高于同期M2增速，M1与M2增速剪刀差越拉越大，2016年7月，M1与M2增速剪刀差扩大到12.8个百分点，达近年来高位，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企业资金面充足，资金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不强甚至于出现“淤积”状况。显然，当前民间投资乏力也并非资金瓶颈所致。
从盈利情况来看，尽管面临经济下行，民间投资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盈利，且盈利水平远好于国民经济整体投资状况。2015年，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分别同比增长4.5%、3.7%，2016年前三季度分别为6.1%、7%。
与此对应，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0.8%、-2.3%，2016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7%、8.4%。可见，盈利水平微弱或者亏损也难以成为民间投资乏力根本理由。
既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也能够实现还算不错的盈利，民间投资增速为什么还呈现持续萎缩下滑态势？笔者认为，市场空间有限甚至收窄从根本上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速。
首先，经济下行对投资需求的减弱，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去产能”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投资增速产生制约。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形势较为严峻，特别是对制造产能过剩形势更为严峻。制造业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32%左右，制造业民间投资占到民间投资比重的45%左右。
在国内经济下行，市场需求减弱、外需出口疲弱的境况下，“去产能”也意味着总体产能供给要下降、投资增长放缓，现在不仅是国企要承担“去产能”的压力，民营企业更不能例外，还通常要成为行业的先行者。
再者，对一些民间投资市场空间受限，尤其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对民间投资还存在各种限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到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于是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开始暴发，。
而到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更是极大促进了民间投资的潜力。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由2000年以前的不足30%，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64%以上。
但今年以来，在结构调整中，在传统增长空间有限的状况下，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迄今仍对民间投资有着不同程度的约束。所以，民间投资发展到今日，已难以取得实质性启动。今年开始，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
最后，资本市场的“虹吸作用”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兴趣。自2014年10月，央行放宽了货币政策以来，国内先是股市大涨，今年初以来，房价和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也都出现了大涨，正是由于资本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使得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的积极性大幅降低。
事实上，国内消费和出口两驾马车，受到经济下行和国际需求疲软的影响明年难有起色。而国内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已呈现疲态，难以持续担当助推国内经济稳增长大任。所以接下来，唯有提升民间投资增速，才能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一，为民间投资创造公平适宜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贯彻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真正为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制度政策层面充分尊重民间投资主体利益诉求，保障民间投资在PPP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产权安全性、相应话语权和投资回报，谨防国有资本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在电力、石油、铁路、电信、金融等领域，要为民间投资进入塑造相应制度、市场环境，真正能让民间资本进得去、可获利、退得出，而不是专做“雷声大雨点小”的表面功夫。
第二，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市场，促进民间投资。创业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和表现。
民间投资是我国创业创新的主体，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由于创业创新、高科技产业等投资收益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约束更为严格的民间投资顾忌很多，影响到投资行为。
所以应通过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市场，健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进入退出市场机制，为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等建立完善风险承担与补偿机制，激励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
第三，引导、稳定民间投资预期。民间投资对市场预期更为敏感，并根据预期安排投资行为。因此，要从经济增长前景、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动态等多方面给民间资本导向性、清晰化的预期，消除民间投资因预期不明确带来的种种疑虑。
同时要加强引导民间投资转型升级发展的预期。积极鼓励支持3D打印、机器人、基因工程、现代农业机械、新能源汽车、智能管理、信息服务等新产业、新主体、新业态民间投资发展；
此外，还要鼓励支持基础设施、高端装备制造业、“三农”等领域中的民间投资发展；引导民间投资在传统产业并购重组、升级换代等领域的积极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引导民间投资加大退出过剩产能、低端产能、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行业。
明年中国经济能够止跌回稳吗？靠过去的旧模式（房地产+基建）已经难以维系，目前房地产受调控影响，而基建投资也受到财政赤字制约。所以接下来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由民间投资和消费拉动增长。而鉴于民间消费启动尚需时日，那么如何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更深的投资领域将是“稳经济”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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