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显示，自2014年起，我国“三农”金融缺口超过3万亿元。为了补足缺口，在人民银行推行普惠金融，中央一号文件大篇幅论述农村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得以快速发展。
但据《经济》记者了解，在信用贷款方面，目前只有27%的农户能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40%以上有金融需求的农户难以获得贷款。基于此，市场始终有疑问，近年来，国家也制定出台了多部文件，重点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平，但为何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正规军未能弥补缺口
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的经济需求在不断变化，在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规模化、集约化、设施化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单笔贷款的需求规模出现了量级上的倍增，迫切希望金融体系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据央行统计，目前在中国2000多个县的涉农贷款金额是14.6万亿元，相比上年增长24.9%，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8.8个百分点。
谈及近10年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变化，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迅速改善。“在农村末端渗透的支付结算、提现存款的服务基础设施满足了现在的农户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程郁向《经济》记者表示，这个变化背后的政策助力，是人民银行推动的机构服务网点下沉、设立服务点的补贴，和银监会允许成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但希望金融CEO陈兴垚认为，虽然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在逐步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但贷款难的问题依旧是痛点。
“目前农民获得融资的主流金融机构是以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信社为主，但这些银行在县域级以下也很少有经营网点，导致农民很难获得与机构接触。其次，农信社虽然负责‘三农’存款、放款，但覆盖量比较分散，信用征信数据比较少，农民也没有抵押物，单体需求、风险偏大、投资又高，导致农民贷款申请时间较长，甚至1个月才能申请下来。”陈兴垚向《经济》记者表示。
的确，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复杂性、土地经营的分散性以及土地产权交易的受限性，决定了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的发展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那么农村有效抵押资产缺乏，与金融机构基于资产抵押的信贷供给机制之间的矛盾，使得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了难以破除的制度僵局。
一位放贷从业者也向《经济》记者抱怨，在农村放出6万元的贷款跟银行放出600万元的贷款所耗费的工作量几乎一样。
放贷慢、人情关系复杂，难以真正满足农户贷款难和融资难的痛点需求，反而为互联网金融公司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资本都是趋利的。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建设，从定向降准、支农再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到农户小额贷款的税收优惠政策，让资本市场看到了农村金融正在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风口。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将眼光从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移开，阿里、京东、苏宁等各大巨头纷纷高调布局农村金融市场。
根据企鹅智酷初步测算，仅占农地面积1/3的耕地流转，就能为互联网金融创造每年2000亿元以上的抵押贷款市场，机械化扩张将在未来5年提供另一个千亿级的农机市场需求。
同时，农村合作金融协会秘书长孙占全告诉《经济》记者，过往的传统金融收益只能是货币，不可能收取农民的农产品。但是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投资人所要获取的收益，除了货币和收回本金之外，还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要货币，也可以要农产品，甚至连本金都不需要，全部都要农产品，比如优质大米和土鸡蛋等。“收益多样化的方式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满足投资者和融资者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根据产业特点，制定不同的还款周期和还款方式。”
虽然农村金融市场前景一片良好，但陈兴垚并不认为农村金融是一片“蓝海”。“我们通过对农村观察发现，随着消费升级，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在逐步的提高，这是信贷企业的一个机会。可是农民消费水平有限，企业想在这方面赚快钱几乎不可能。”陈兴垚说，要想抢占农村市场，就要先与农民建立紧密联系。
6.7亿人口无征信
而陈兴垚所说的与农民建立紧密联系，也是目前打通农村金融最难的一步。
“因为在中国农村，不可逆转的情况是，农民是中国征信最薄弱的环节。他们缺乏央行征信，有些人甚至没有银行卡；他们互联网化程度较低，可参考的风控数据太少。”孙占全感慨，面对农民这个群体，城市里的风控模型几乎全部失效。
央行早前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指出，农村金融服务存在三大问题：金融体系上不能有效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仍有待健全；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仍有待提高。
的确，对于所有布局农村金融的平台而言，现存的征信系统中几乎都缺乏有效的乡村个人借贷信息。央行征信系统号称覆盖8亿人，但真正与银行有信贷关系的人群仅为3亿，而据《经济》记者了解，目前农村人口约有6.7亿人，而乡村征信群体和这3亿人之间的交集几乎很小。
“如果仅从金融机构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金融组织的框架结构已基本建立，但从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角度看，目前还远远不够。”陈兴垚说，城镇人口使用信用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信用支付产品，能够方便建立起个人的征信体系。而农村用户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信用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产品使用情况也随之较低，这就意味着农村征信体系的建立在现阶段的一个难题是：互联网农村金融平台在审核放贷方面，必须对农户的信用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够确保风险最低，这就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还需要建立非常严格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制度。
陈兴垚坦言，每个农村地区都有差异化，每个农户情况又各异，以及农村本身的生产和生活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造成互联网金融平台为搭建信用评估系统需要垫付巨额的成本。
也正因为征信难，以农村金融为重要业务或撮合涉农贷款金额在千万人民币以上的114家P2P网贷平台，目前已经有50家倒闭或转型。
非法金融活动盯上农村
同时，在农村互联网金融火热的时候，前方传来噩耗。投资渠道少又缺乏理财知识的农村居民，成了不法分子的“盘中餐”，农村金融环境受到污染。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栗元广表示，由于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村防范金融诈骗形势较城市更加复杂。比如河北邢台隆尧县三地农民专业合作社非法集资80多亿元，波及16个省市；河南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16个乡里，有14个乡都被“伪P2P”、非法集资“洗劫”，其中一个村被骗800多万元⋯⋯
当孙占全与《经济》记者谈论农村金融乱象时，他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他曾经在重庆发现有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专门为外地农民培训如何注册公司、高利吸引资金、卷到钱后跑路的内容，进行非法集资。“那么这些人接受培训后再次回到农村，很可能同样会重演卷到钱就跑路的把戏。”
而农村为何会成为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高发地？沐金农创始人王曾表示，一方面与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有关，特别是那些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打着P2P幌子的伪金融正迅速蔓延。这些“低门槛”的非法集资行为以及赤裸裸的骗钱跑路现象，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给不少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农村医疗保险逐步建立，不少农民手中的储蓄正快速积累。但农村投资渠道狭窄，正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农民的理财需求很容易被一些许诺高收益的非法集资诱导。
对于农村出现的非法金融活动，孙占全表示：“目前还处于监管空白，不出问题，就没人管。”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严厉打击农村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可谓是及时雨。王曾认为，今年农村金融的发展重点将集中在严防系统性风险、有效识别“好”与“坏”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推动互联网技术在传统金融机构的利用、积极推动传统金融机构下沉至县域等方面。
破解“拦路虎”
面对6.7亿“零征信人群”开展金融活动着实困难，但农民的金融体系服务不健全，其只能压抑农民的生产需求。
而市场的玩家们也在这混乱局面中嗅到商机，想尽一切办法，拿出应对机制，在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经济》记者了解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发现，其对农村金融风险控制主要有几种方式：
其一，供应链金融产品。陈兴垚表示，这类企业会常年通过上游的核心企业，获取农户的交易数据，比如在肥料厂，可以看到借款人近3年拉料的付款记录，根据记录，金融平台合理地评估其资金需求和业务的稳定性，有利于对农民贷款的风险设定授信。
其二，以农民的养殖能力为判断依据。比如说养鸡的成活率，或者最后盈利的状况。
其三，运用大数据风控中心，通过金融平台积累自己的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包括是否有多方借款，是否有法院执行信息，包括征信数据等。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全国许多地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一些地区农民合作社与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农民互助担保贷款等，这些创新的担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困难。程郁补充说：“试点农信社与村里建设审贷小组，帮助农信社了解村民信息，然后根据信息进行评级，决定是否放款。这样的机制会大大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比如在福建的沙县，村里审贷小组会集中批量化办理贷款业务，提高效率。”
程郁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基层”的重要性。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症结在于缺少服务于“三农”的“草根”金融机构，需要大力发展植根于基层、服务于基层的农村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使这样的机构始终服务于“三农”，而不能随着规模的扩大而脱离“三农”。
“比如，村镇银行在一些地方发挥了很好的支农作用，为了扩大村镇银行本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允许村镇银行以连锁的经营方式和扁平化的组织方式，扩大在农村的营业地域范围。扩大规模，但不应进城，不应该增加机构层级，以促使其始终服务‘三农’。”陈兴垚总结称。
作者：于佳乐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