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已经是一个全球共同的事情，用好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用好言论的影响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维特根斯坦
11月16日，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委员表示，外汇储备体制要改革，外汇储备体制的问题是通货膨胀、金融乱象、脱实向虚的源头。他认为，财政进行外汇储备管理不会造成通胀；央行也摆脱了外汇占款的绑架，可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投公司回报高；外汇储备不买国债有利于让中国成为金融强国。
黄委员的观点发表之后，立刻成为全球财经媒体的焦点，一行一行黄色的英文中文标题出现在黑色背景上。很多境外人民币投资者纷纷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外汇政策的根本巨变。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黄委员的观点，以及他对外汇储备的指点有哪些前景。
首先，黄委员认为M2增速大幅高于GDP增速，重要原因是基础货币的增加，当中大量是外汇占款。但是，他忽视了比外汇占款大十倍的M2增速来源，那就是信贷。为什么他避而不谈信贷的作用呢？
因为，黄委员曾经执政的地方经济，也是信贷的受益者。大量地方企业从银行贷款获取货币资金，导致了M2的增长。如果将M2的增速归咎于银行贷款，导致地方企业都贷不到款，恐怕情况就更糟。与其这样，还是归咎于央行和外汇占款比较安全。
不过，从2014年开始，外汇占款都在收缩，因此最近3年新增的M2其实都是银行信贷的结果。而在2012年的金融工作会议时，还没有金融乱象的提法，2014年人们还在为利率高企、流动性紧张而发愁。因此，把金融乱象和外汇占款联系在一起，恐怕相当牵强。
其次，黄委员认为财政进行外汇储备管理不会引发通胀。事实上，财政获取外汇储备也不是凭空拿到，而是要需要发行等量的国债。这笔国债在2007年发给了央行，在2017年又重新发行了一遍。如果要让更多的外汇储备归财政管理，那么财政就要发更多的国债，似乎和降低杠杆率的大思路有所差异。
何况，在外汇占款形成的时候，企业拿着外币来结汇，本身在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就会增加，也就是说M2就会增加。即使财政发行国债，把外汇这部分拿走，但企业结汇形成的M2无法消失，M2还是变大的，因此按照黄委员M2带来通货膨胀的观点，还是会通货膨胀的。
最后，财政发行国债，银行认购，本身也会创造越来越多的M2。历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财政赤字，也就是财政通过发国债给银行，获取新的货币资金用来支出，最终导致M2的高速增长和物价的高速增长。银行给财政放贷获取国债，和银行给企业放贷获取借据，在货币创造上没有差别。
第三，央行在外汇占款增加的那些年里，也实行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进行回购等等。现在外汇占款停止增长，也并没有改变央行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状态。何况，目前全世界紧密联系，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相互影响，谁也没有绝对的独立货币政策。
第四，中投公司的回报高，当中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外汇储备的存在。如果让中投公司也负担起稳定汇率的职责，那么过去2年间外汇储备减少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资本金，更超过了中投公司可以动用的流动性外币资产，中投公司已经要变卖资产了。
事实上，外汇储备如同一个随时赎回的公募基金，而且由于稳定汇率的目标存在，更接近一个货币基金，而不是净值正负变化的股票基金。货币基金的低收益率，背面是保证了赎回的便利。如果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就要准备好承受同样大的损失。
第五，中国在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路上，还有很多基础的关卡要过，特别是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开放。外汇储备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以及跨境资金的稳定，而不是在5万美元购汇额度还在的时候，自己先一味追求收益率，成为一个地基不稳的摩天大楼。
更何况，用来进行各种高收益的投资，当市场出现1万亿美元的提取外汇需求时，要么这些高收益投资要低价卖出换取外汇，要么这些高收益投资根本拿不到收益，因为遇到兑现的要求时就会现发现，变现本身意味着很多成本。
事实上，海外投资者一下子就看出了黄委员意图的所在，因为在他们熟悉的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制上，财政管理外汇储备意味着外汇储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的下降。毫不怀疑，一旦这种指点成为现实，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将大幅倒退。中国境内的购汇企业，立刻就会想拿走还没有被财政拿走的外汇。
而境内的投资者也一下子就看出，之前周行长关于货币总闸门的有效调控受到干扰的言论，恐怕是有所指的。地方需要发展的时候，需要银行支持获取货币资金，但是当货币资金拿到手了，就又说资金太多了造成了金融乱象。而真出了风险事件了，又需要更多货币资金出来。
何况，人民币汇率的动荡还清晰如昨，外汇储备守住3万亿美元的不易如在眼前，人们的心态刚刚有稳定的迹象，但还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提出外汇储备的财政管理，特别是在即将到来新的购汇额度的时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恐怕需要仔细思考。
此外，如今央行已经退出了常态化干预，结汇购汇都是企业个人和银行之间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把通货膨胀、金融乱象、脱实向虚放在外汇储备身上，似乎是准星对错了对象，反而放过了真正的灰犀牛。
这种动辄把央行当做替罪羊，把货币当做刽子手的作法，其实很危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刽子手和替罪羊，帽子很容易扣到自己：所有贷款买房的人都增加了M2，所有出口企业都贡献了外汇占款，是不是还要把责任推到购房大众和出口企业身上？
其实，金融政策制定需要专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人们对他的律师出身、没有经济学金融学学位的背景有所微言，甚至他之后在金融机构这样多年，也还是需要证明这一点。
金融政策也需要目标。当前重大的目标是推进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这当中的收益才是真正巨大的。黄委员提出的外汇储备5%的收益率，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和一带一路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没有人希望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名存实亡，没有人希望回到外汇管制的年代去，外汇改革好不容易冲过了“811”之后的两年波动时期，经历了两次美元加息和特朗普当选的重大冲击，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抽离殆尽，在岸企业和个人主体风声鹤唳。难道因为5%的小小收益率，就让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何况，正如在场的徐局长所言，黄委员不知道外汇储备经营收益高低，又怎能确认央行不能赚出这5%呢？
最后，金融政策当中，沟通的能量是巨大的。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有万亿美元资金的管理者在紧盯。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已经今非昔比，也有万亿美元资金的管理者，透过电脑电视屏幕关注着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言论。人民币已经是一个全球共同的事情，用好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用好言论的影响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