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在《“伯南克魔术”的启示》文章中认为，中国金融业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是经济中股权和债权比例失衡。要解决上述问题，应从根本上考虑货币的性质，即将其看作国家发行的“股票”。通过“央行的魔术”，重新考虑股权债务问题，改造企业的路就一定能走通，这和过去央行用外汇置换企业不良资产是一个道理。
陈元的这一认识是中国金融高层在货币领域的重大进步，它秉承了弗里德曼货币最重要的理论，但又超越了其局限于数量，转而重视货币性质，这种经济思潮与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伯南克的量化宽松、特纳的债务货币化交相呼应，是对过度数学化的DSGE模型的强力矫正，为罗默的宏观经济学失去的三十年增添了注解。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步入中年之际，它的决定性地位已然为党的十八大确立而不可动摇，但是，当前困扰人们的并非教科书上的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以及两极分化，而是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债务累积。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用全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深入地解析这一内在机理。
马克思天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在于追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是钱还是物？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马克思的答案是：“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要准确辨析这一论断，就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思考，首先，剩余价值来自生产环节，但是，生产环节的产物是实物商品，它必须通过流通，在市场中卖出完成惊险的一跳，即变成比投入成本更多的钱才最终实现了剩余价值。
那么，流通与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从实物商品变成增值的货币。
进一步追问，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把市场参与者两分化，一是厂商资本家，二是居民雇佣工人，两大阶层之间存在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即厂商支出货币购买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生产商品，然后劳动者支出其工资，购买厂商的商品。
可见，货币从厂商流出后，又流回，厂商实际在赚自己投出去的货币。
如果货币是借来的，且中间工人工资并不完全消费，而是有储蓄，那么，厂商必然发生货币性亏损。
如果实物循环没有障碍，即产出的实物比投入的实物多，也就是实物实现了增值。
结果必然是通货紧缩与商品过剩，这就是大萧条。
有人问，如果是厂商亏钱，怎么可能持续下去呢？
这是因为利润表的折旧误导所致，即由于折旧的影响，利润表在项目前期显示是赢利的，因此，厂商会积极借贷追加投资，但到了项目后期，利润表表现为亏损时，发现已经负债累累了，而现金流已然断裂，不得不面临倒闭的命运。
在实物经济中，货币为金银等实物，它来自挖掘，经过交换为其他行业所得，不会给经济系统带来债务。
但是，随着分工与技术的发展，金银货币数量不足，银行券出现，但众多的私人银行极易滥发纸币，提高了交易成本，于是央行出现，它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即为英格兰银行。它发行永不兑付的债券，使用者需要还本付息，这就给系统带来了基础性债务。
由此，生产者的目的从追逐实物增值转向货币增值，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这又加强了储蓄的存在，于是，基础货币经央行借贷发行后，初始投资者分配给中间加工商以及工人工资，期间剩余形成储蓄存入商业银行，初始投资者从商业银行借贷继续再生产，央行对存款提取法定准备金，最终，基础货币被央行提光，实体经济流动性丧失，GDP也同步归零，公式表达为短周期总GDP=M/（S*D），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准备金率。
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通过量化宽松基础货币M，降低利息以降低储蓄率S，降低准备金率D等方式可以增加GDP，由此消除短周期，但是，多个短周期必然造成储蓄的累积，它的另一面就意味着贷款的累积，债务的累积，从而形成严重的债务压力，于是不得不周期性地消灭债权债务。
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来控制企业、居民等借贷者，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法定准备金率等手段控制商业银行，从而建立了银行的统治。
由上可以看出，债务危机有两大根源：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与商行制造的衍生债务。
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致富的必由之路，但凯恩斯却认为整体节俭必然导致萧条，这就是节俭悖论，其实质是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的冲突，即微观视野中，市场无限大，需求没有约束，个体只要节俭，经济增长必然可以实现；但在宏观视野中，市场是有限的，没有增量需求，价值补偿不能实现，结果必然衰退。
而央行创造基础债务反映在国际上，就是特里芬悖论，它的弊病在于以一个微观个体的债务作为宏观整体的货币，那么经济越增长，所需货币必然越多，个体债务越高，威胁其信用，最终失去储备货币地位，这就是黄海洲讲的两次货币寻锚之旅失败的根源。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柳欣的一元货币创造一元GDP论断，命中了GDP与货币的直接联系，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中性论的致命一击。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则指出现代经济问题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
由于债务的压力，以及暗淡的赢利前景，企业不再追加投资并减少贷款，并试图减产保价，居民就业困难会减少消费信贷，于是流动性陷阱与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出现，政府为了挽救就业，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剩资本乘机推高房产与原材料，形成成本推动型滞胀。
滞胀让本国企业生存艰难，纷纷走出国门，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失业严重，逐步走向衰落，而承接了产业转移的新兴国家稳健崛起，世界兴衰变迁。
新古典经济学拘泥于实物经济，它朴素地认为债务危机只需要简单地去债务，严格倒闭程序，去除僵尸企业，那么，新的繁荣就会来临，但是，等待他们的结果却是大萧条。
其中的逻辑为，随着亏损与僵尸企业倒闭的出清，剩下的所谓竞争胜者又陷入利润短缺困境，于是不得不进行末位淘汰，结果经济逐级衰减，形成负向正反馈，即大萧条。这实际还是其微观视野在作怪，已然被现代经济学所摒弃。
从货币性质出发探讨，经济增长必然需要货币的增长，但这种增长要吸收实物货币的优点——非债务性，为此，关键在于将央行借贷发行改为央行购买。传统看法是央行发行的货币是永不兑付的债券，那么，这种债券的所有人是谁呢？是整个社会。因为央行增发的货币稀释了原有货币存量，它的实际兑付人是整个社会，而货币又是经济增长所必须，故它的偿还不是原债券，而是该债券购买标的的免费使用。
即央行购买基础设施的使用权等准公共品。比如央行支付高速的通行费，全社会车辆全天候免费通行，显著降低物流成本。
由于高速公路的收费有了央行支付的可靠保障，可以吸收储蓄资本直接投资新的高速公路建设，从而减轻了国家的财政投入压力。
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没有给经济系统带来债务，不需要回收，实际具有社会股权性质，即货币股权化，陈元理事长的建议高屋建瓴，是宏观层面的去杠杆，它并非消极地压缩供给，增加失业，抑制生产力，而是解放生产力，增加就业，它的早日实施，必将极大推动新时代下的中国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