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飞地经济”发展。对此，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八部委出台该意见的出发点为优势互补，短期上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属于微观范畴，即它是从企业成本收益角度来考虑的如何更好地适应宏观环境，并没有从宏观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该指导意见的第二个原则是平等互利，但是，飞地不是属地。它在两地之间距离上相对遥远，而物流与沟通成本与之增加，且存在地区政策差异与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到项目后期该矛盾会更为突出，就宏观与长期而言，飞地经济形同发达国家因为滞胀而导致的向后进国家的产业转移，其结果是本国产业空心化与严重失业，而后进国家则获取就业与顺差。
比如说，在一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并非完全是高端科技，它也有中低端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中低端的劳动力供给，而飞地经济实质是鼓励传统经济外流。虽然这些传统经济看起来没有现代金融那么高大上，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污染环境之忧，但传统经济在产业升级上可通过技术创新来完成；而对于环境污染上，污染企业可以治理，若实在无法治理的企业，飞到他处亦为以邻为壑。
近期，我们观察中发现，其大丰因拥有上海“飞地”以及当地的土地、财税优惠政策优势，于此不少上海企业在产业转移时选择了大丰。那么，大丰对企业的吸引力在于哪？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江苏大丰东临黄海，隶属盐城，有广阔的滩涂湿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低廉，对于狭小拥挤的上海传统工业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此外，在劳动力成本上，相比于上海周边属地更为低廉，加之当地政府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主要的优势。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经研究发现，其风险在于大丰飞入地与上海飞出地相隔近300公里，长江横亘其间，交通运输成本显著上升，另外，这些产业转移的企业拥有的技术寿命长短直接决定了合作协议的执行有效性。即这些外迁企业的商品如果三五年要面临淘汰，或者当地经济发展更为迅猛，对环保的要求升级，那么，这些外迁企业则会陷入财务困境。首先是不能带来就业与税收，其次是因为当地的开发区土地、基础设施等投入回收变得遥遥无期使当地政府失去耐心，从而不再积极履行原协议。
此外，通过“飞地经济”真正实现地区间政府间的合作、产业转移、互利共赢等也存在着一定困难。其主要表现一方面在于，在飞出地希望转移一些所谓低端、非环保的行业，而飞入地则希望引入相对高端、对环保伤害较小的行业，这样其投资回报期可以更长些。另一方面则由于飞入飞出地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而双方又是对等地位，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因而不能直接管辖。
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纷，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建议飞出地政府不要介入，应以当地企业与飞入地政府洽谈更为妥当。对于飞地经济的爆发期，我们预测将在当前的去产能、去库存、严环保的阶段。即飞出地受到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的压力与日俱增，而飞入地则对招商引资翘首以望，因此双方一拍即合。那么，对于未来飞地经济又将能如何延伸？能否走远？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认为，未来飞地经济会持续三五年，这是由当前大环境所决定的，而当飞出地感受到产业空洞与失业高涨的压力后，会转而想法设法留住这些传统制造业，于是外迁动力大为减弱，好似当前的美国再工业化。而飞地转移一般属于传统行业、因为利润率降低无力支付当地高涨的地价、房租、劳动力成本；而虚拟经济基本为新兴高端产业，基本留在当地，两者一般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