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鹰觅君（微信公号：yingmi909）
《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发展的：它以一座花园开始，汉座神圣的都市而告终。——布鲁斯克
鸡年春节过后，在我的人际半径里，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单人都离开了北京。原因不唯一，但房子和生活问题都是其中一个逃不脱的动力。
瑶是我过去采访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她在北京念完大学后就留了下来，前些年一直犹豫观望错过了买房的时机，而如今再凭着怎样的努力也不可能买到房子了。她说，自己漂泊无所谓，但总不能让孩子也跟着漂。她现在跟着老公去了武汉，期待那里能给他们一家提供一份稳定的生活。
另一个是一位朋友的亲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90后，来北京后就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他离开的理由非常“90后”——房价太高，而贵就算了，还又破又小，以他的支付能力，想住舒服点就得去郊区，但时间全折腾在路上了，矛盾既然不能破，那就走人。
北京自2014年明确提出“以房控人”的口号后，效果应该是显现出来了。
北京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告诉我们，截止到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增量比2015年减少16.5万人，增速比2015年回落0.8个百分点，并提出2017年要把城六区人口下降3%。
年前，央视播出了一档调查节目《回家2017》，里面讲了几个“北漂”女孩的故事，包括她们租房子，工作的体验，独自吃饭的感受。里面有个女孩决定要离开北京，她说：“北京是很好，可是它需要我吗？”
这些现象正在告诉我们一个趋势，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北京。
除了强制性地迁出低端产业和人口，北京如今明显在住房上进行的选择性福利配给，让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对未来感到越来越迷茫。
北京这一轮房价的上涨，虽不比深圳等一些城市疯狂，但也攀升到了历史最高位——均价5.18万/平米，而最新统计的2016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7086元，如此悬殊的差距已经将绝大多数刚需都甩了出去。
去年“9.30”之后，政府重点强调，要大力推出自住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当时很多人大大松了一个口气。可惜的是，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些保障房并不面向所有需求，而是有条件地向户籍人口和鼓励发展产业人口倾斜。
像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次最大规模的2.6万套公租房配置，房租最低到16元/平米，但大部分面向户籍人口，只拿出了其中1500套面向非京籍符合购房条件的人口，只占5.7%。
在自住房申请上，现阶段也显示出这一倾向。像最近一次的顺义润景园自住房申请，首要满足的是东西城和顺义京籍无房户，若有剩余才会轮到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流动人口。
从最近两次的保障房配给看，绝大部分外来人口并不在惠及范围之内。
在房价上涨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后，对于北京大部分工薪层而言，只有户籍人口和一部分鼓励发展的产业人口，才能获得解决北京安居问题的福利途径，北京正在用户籍指标、福利资格，间接地，也就是用房子留住它想要的人；并且在未来，这一思路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以房控人”的口号并不是随便提出来的。
这样做有什么利弊？很明显，会迫使一些人作出离开北京的选择，就像开头提到的两个发生在我周边的例子，但作为一个城市政策，肯定会对未来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主要会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北京的产业升级之路会非常快速。
北京目前提出了产业升级的方向，就是把“北京制造”变成“北京创造”，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为此，之前提到的，现在正把大量低端产业和人口外迁，同时利用各种优惠条件，包括户籍和福利房来吸引升级需要的产业精英。
大家都知道，所有城市未来的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北京在全国城市中的资源和地位，让它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人才竞争优势。这样看，北京的产业升级之路会走得更快，这也就意味着城市财富增加的前景会非常美妙。这对政府、相关扶持产业，还有房地产业来说，当然是最大的好处。
2、“以房控人”短期内会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北京人口控制的一个目标是，要将大量低端人口驱逐出去，同时将高素质人口置换进来。不过，这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要知道，所谓的低端人口基本都不会考虑在大城市定居问题，他们是纯粹的城市打工者。只要北京这个城市依然充满赚钱的机会，就根本不会阻挡他们的到来。
像北京一直在清理批发市场和低端制造业，一些实体虽然迁到了河北，但据媒体报道，打工者却并不愿意离开北京，有的甚至出去又回来了。
“以房控人”实际最后驱赶的是夹层知识精英，他们本来希望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长期定居生活在北京，而现实却是生存生活的空间越来越逼仄——靠自己的收入可能永远也无法买房，而又不在享受福利房的范围之内，如果要为长远计，选择离开也是务实之举。他们的离开，正好为低端人口进入腾出了空间，这恰好走到了人口调控的反面。
3、 租房产业化趋势将越来越清晰。
高房价在上，大部分无力购房者将租房居住，这将促使长租公寓产业获得极大发展机遇，而且越来越细分，目前已经有实体在研发专门满足蓝领餐饮业打工者需求的公寓，未来物流业、商业零售业等等服务业人员的租房需求，都会有专门的长租产品来对接。
总的来看，“以房控人”更像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手段，人为地收放资源，目标是在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的同时，还有一个理想化的城市人口结构。
问题是，产业升级虽然可以在“有形之手”的资源倾斜下获得跨越式发展，但在一个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人口说能控制就可以控制得住吗？
北京的确有人在离开，但离开的毕竟还是少数人。
人们为什么都喜欢来大城市生活，并且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
1969年，《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只要城市的高密度与充分的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既指人，也指商品和劳务）联系在一起，那么对那些珍视多样性的人来说，就有一定的效用收益。这些收益补偿了消费者为居住在城市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区位租金的上升。”
也就是说，在一个能充分实现多样性的城市居住，获得的收益要大于成本。
在一个现代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区别于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可以总结成两个过程——赚钱和消费，大城市带来的聚合效应能让这两种机会最大化，这就是它们最大的魅力所在。
在大城市的比较优势吸引下，高房价其实并不是一个障碍。
东京的房价高不高？虽然经历了泡沫的覆灭，但东京的房价至今还是全日本最高的城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人口对它的聚集。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东京都的人口为1301万，约占日本人口的10.2%，但是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日本的0.58%；如果再算上东京都市圈，人口约为3567.6万，约占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
并且，在今天日本城市化早已完成，全国人口在负增长的前提下，东京的人口还在增长。在百度上搜一下，就会看到
日本总务省对全国2015年一年间的人口动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东京圈”迁入人口超过迁出人口约达12万人，这是“东京圈”连续20年出现人口超额迁入，“东京圈”人口净迁入单向趋势仍在持续加速中。
再来看看纽约。那里的房价当然不便宜，其房价中位数大约是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洛杉矶和芝加哥之和，但纽约的人口要遥遥领先于洛杉矶和芝加哥，2012年的数据是883.7万人。
很明显，高房价并没有扭转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趋势。
当然，中国大城市拥有自己的“特色”调控手段，它们通常把教育等城市福利和居住捆绑在一起来阻挡人口的涌入，这的确会起到一定功效。不过，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项重要政策的出台，总会对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比如，这两年实行的节假日高速路免费政策，导致更多人选择自驾出行方式；还有，医保政策的改革，使得人们会对自己的看病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
同理，在大城市天然的聚集效应下，人们可以选择规避政策限制的生活方式，比如将租房作为一种常态化生存方式，还可以不要孩子不受教育福利的制约来生活，尤其是第二种生活方式很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城市潮流。
原本，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副产品，便是无子和少子化，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已经在验证这一趋势，中国的大城市近年来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而人口政策却还用教育福利来进行生育围堵，其结果便是让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选择无孩式生存模式。
生存模式的可塑性有多强大，你给它怎样的模子，它就会以怎样形态展示出来。
实际上，用房价和附着在房子上的福利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很像是螳螂挡车之举。在客观规律支配下，任何逆流而上的行径都会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其荒谬性。
日本东京就曾经试错过。它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人口集中、产业集聚造成环境污染、地面沉降等城市问题。1987年日本针对“一极集中”实施了分散化政策，但这并没有改变东京人口集中的趋势，产业疏解反而影响了东京都的集聚效应，削弱了其全球竞争力，最后只得再度强调东京的中枢城市作用，引发了人口和产业的再集中，东京也因此跃升为全球顶级城市。
北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控制外来人口，而我们看到结果却是外来人口越来越多，集聚效应越来越强。
目前的人口控制计划是一轮真枪实干，短期内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长期来看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统计数据会告诉我们，外来人口真的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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