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技术从萌芽到成熟都需要很长的周期，谁投入更大、更快谁就能早出成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没有那么多资金，没有产业扶持政策根本不可能快速崛起，因此会失去追赶的机会。
文/刘戈
近期，北大两位经济学教授的观点之争，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先是张维迎教授在今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认为任何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张教授一直以来是国内市场万能论的主要代表，虽然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早已成为非主流，但因为中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因此，不管获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会被“市场原教旨经济学派”所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逻辑嫁接，都会赢得一片喝彩。
现在张教授向更极端的方向靠拢，全面彻底否定现代各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产业政策。一直以来与张教授观点相左的林毅夫教授坐不住了，发表了文章，观点针锋相对。有过世界银行副行长从业经验的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
在林毅夫看来，有关产业政策不应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能不能执行好的问题。
这一回，两位重量级经济学者的争论得到的似乎是完全不对等的支持率。张维迎教授吃惊地发现，他的“惊人之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引起一片喝彩。因为凡是经历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人们，都不会全面否认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价值。
产业政策如何推动美国科技创新？
实际上，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以罗斯福新政为转折点，产业政策也成为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以克林顿发动的“新经济”攻势为例，美国高新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原来的14%左右增长到克林顿时代的35%。
1994年，上任伊始的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主编并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报告提出了美国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1、在科学前沿保持领先地位；2、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问的联系；3、促进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增加对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投资并有效利用物力、人才和财力资源；4、为2l世纪造就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科技与文化素养。
克林顿对于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具体而细致。他首先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科技工作。接着着手鼓励科技创新的立法。1993出台的《国防部授权法》，指令国防部面向企业发布技术转移指南，加大对接受国防部资助的非官方研发中心支持力度等。修改了移民政策，将给外国技术人才的每年6.5万个名额很快提高到19.5万个。
《剑桥美国经济史》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的创新体制决定？”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禀赋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美国20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道方面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它们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被分开。
克林顿时代科技创新战略的成功实施，再一次佐证了“美国式创新机制”的存在，以及政府在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克林顿做到了在美国体制框架内用最正确的方式推动了科技创新并导致经济转型的成功。
再往前追述，克林顿时代“新经济”之所以爆发，在于计算机软硬件行业壮大，而这一行业的基础则奠定于美国国防部预算的支持。实际上，无论是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还是计算机软件在发展的早期，其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售给联邦机构，特别是国防部。国防部的采购支出在1964-1990年的25年间增长了30倍以上。
美国联邦政府重点通过国防预算采购扶持从事科技前沿研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适当的技术转移政策，使国防部门开发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为工业界所吸收。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采购机构，美国国防部每年购买的货物或服务占用 65% 以上的联邦预算。实际上，很多创业型科技企业的第一单就来自于国防部，没有国防部的这些订单，很多企业在天使资金花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资金跟进，凡专业研究美国科技体制的学者几乎认为国防部采购在其中起到的巨大引导和推动作用。
何种产业政策方向是对的？
2016年9月11日，在深圳的一场“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张维迎教授再一次表达了他的观点。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深圳这样一个依托市场化改革的创新城市，他的观点却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反驳。
发言者普遍认为，深圳在近十年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制定产业政策是一项主要工作。尤其是近五年，深圳规划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深圳致力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孔雀计划”，附带着明确的产业偏好，包括新能源、互联网、生物、新材料等。深圳的产业政策和引导资金对于深圳的发展与转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在深圳，产业政策对企业和行业扶持成功的案例俯拾皆是。比如柔宇科技，要做的是世界上最薄的柔性显示器，能不能做成并不一定。政府通过“孔雀计划”，给钱让他们先做出一台，往后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深圳将产业扶持基金定位于“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解决部分市场失灵问题。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举的例子更有说服力：2000年前后，深圳的手机入网要层层审批，拿到北京检测。因为耗时较长，往往审批到位后，一代手机也已过时。深圳申请设立一个手机检测分中心，由政府给予补贴。自此，深圳迅速发展起了手机产业集群。
在会上，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指出，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以导向为主，引导一个城市向某个方向发展，深圳政府创造条件，提供类似公共服务，去引导产业发展，这种产业政策方向是对的。
任何一项技术从萌芽到成熟都需要很长的周期，谁投入更大、更快谁就能早出成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没有那么多资金，没有产业扶持政策根本不可能快速崛起，因此会失去追赶的机会。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张维迎教授，只需要回到基本事实的层面，就不会再发出这种即缺乏常识又不尊重事实的声音了。
责任编辑：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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