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涛／文
“不得擅自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1月17日下午，当部分公众仍在为刚刚关闭了苏州工厂的希捷公司打抱不平的时候，一则以“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营造优良营商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国务院文件突然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实际上，这份全名为《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的文件并不是针对最近的“希捷关厂”制定的。早在2016年12月份，它就经审议通过了，并于2017年1月12日正式发布。
“通知”有两条核心原则是：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确保政策法规执行的一致性，不得擅自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已有的外商投资产业、区域的鼓励政策保持不变。
“通知”在这个时候火起来，显然跟人们受“希捷关厂”事件的刺激，忍不住“对号入座”有关。
“统一口径”的解释引起质疑
对这次关厂的原因，希捷的解释跟江苏省国税局、苏州市商务局方面的解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硬盘市场过剩”“出于持续优化运营效率的考虑”，却对两年前的“征税15亿”只字不提。似乎，双方早就“统一口径”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对希捷征税的机关是江苏省国税局，而不是苏州市地税局，因此，征税时对无锡工厂和苏州工厂是一视同仁的。那追缴的15亿中，有6.28亿是苏州工厂补缴的，其余8亿多由无锡工厂补缴。既然无锡工厂被罚得更狠，那为何只关苏州厂而不关无锡厂呢？
据希捷方面的解释，苏州工厂只是简单的硬盘组装线，而无锡工厂生产的则是重要零部件。早在2015年，希捷集团便根据重组计划对这两家工厂进行整合，把苏州工厂企业级产品线转移整合至无锡工厂，现在，无锡工厂已经完全有能力生产原来苏州工厂负责的产品，对客户也会逐步从无锡工厂出货。
这一切，似乎是更加印证了关闭苏州厂是出于“全球业务调整”，跟“被征税”无关。但在网络上，更多的声音则指向了2015年江苏省国税局对希捷的一次“强行征税”：
2014年底，江苏省国税局反避税团队发现，希捷集团江苏工厂产量占集团的60%左右，年销售额近400亿元，但净利率仅为1%左右，在集团利润占比仅为8%，在中国税收贡献极低，其获利水平与价值贡献明显不匹配。该团队断定，希捷是通过关联交易把他们在江苏赚取的利润转移到其位于税率更低或可以免税的其他国家的分公司进行避税。
一番调查后，希捷被责令补税15亿，并被迫跟税务部门达成APA预先缴税协议。根据该协议，希捷每年得多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约4亿元。
在当初的补征税谈判中，希捷方面曾经以“撤资”来要挟过江苏国税局，但国税局并未妥协。
今天，希捷终于“撤资”了。尽管希捷方面解释说关闭苏州厂是公司“全球业务调整”的需要，但外界还是倾向于认为，是江苏省国税局当年的做法得罪了希捷。
在税务局的角度，征税是职责所在
尽管“强征15亿”这件事引起了广泛争议，但其实站在税务局的角度上看，这只是一次正当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之处。甚至，在当年，它还得到了表彰。
如2015年3月12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文《全省涉税金额最大的APA签署》为江苏省国税局的反避税战绩庆功。文章是这样写的：
这是截至目前我省成功签署的第16起APA。本次APA顺利签订，为税企双方建立“合作遵从”的伙伴关系架起了桥梁。一方面纳税人可避免被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等风险，锁定税收成本，结合投资方向及时准确进行税收安排，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另一方面国税部门可以预知企业税源变化情况，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实现了税企共赢。
再往后，4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了《江苏国税：反避税青年个个是精英》一文。文章写道：
多年来，江苏省国税局将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干部充实到反避税工作岗位，在实战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反避税管理专业人才。朱海，强项是分析、谈判；刘超，善于思考分析，业务全面；叶荣，除了门卫和局长没干过，其他岗位都干过；苏添，精通税法，IT高手；史薇，学霸，英语八级，取得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通过全国司法考试……个个都是反避税精英。
江苏省反避税专业团队是我国反避税最精锐的力量，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经常打破最高补税额的记录，办过的很多案子都是我们学习的案例，作为同事、同行，面对他们是一种崇敬的心情。
希捷副总大卫（化名）曾和朱海有过一次对话：
“你去国际会计事务所可拿到百万年薪。”
“我更喜欢为国家利益工作。”
“你是英雄。”
“我早就是英雄了，我是国家卫士。”(朱海曾获“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税务工作者”等荣誉)
知乎上，在一条题为“如何看待江苏省国税局强行向希捷征税15亿”的帖子下面，一位自称“曾是中国青年报反避税报道的记者”的网友“超先声”爆料道：“国税地税会往跑口记者邮箱里塞稿件，这算税务机关宣传部门的考核任务，比如某某反避税第一大案，面子上有光，推得也给力。”
可见，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视角里，强行要求一家避税的企业补一笔金额巨大的税，并无不妥。相反，对他们来说，这是引以为自豪的战绩。
征税的理论依据存在缺陷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认为，针对跨国公司发起的“反避税”行动，是一种全球行为，各主要国家的税务机关都这么做；并且，站在组织的立场上，创造更多的税收是税务机关的职责所在，因此，江苏省国税局的反避税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在反避税的时候能多一种大局观，比如，想想我的行为是不是跟中央欢迎外资的精神相吻合、是不是符合这个地方的长远利益，这样会更好。”
江苏国税局在迫使希捷补税时提出了两个理论依据：
成本节约理论——外企到中国投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低了，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利润，这部分利润理应为当地贡献税收；
市场溢价理论——外企如在本国产品只卖10元，在发展中国家卖20元，其中的10元品牌价值是在消费地产生的，超额利润理应在当地纳税。
但王志乐认为，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这两个新理论都存在缺陷：
根据成本节约理论，希捷在中国投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降低了，因此，利润就更高了，应该对这一部分多出来的利润征税。但既然跨国公司在你这里投资就是为了节约成本，你现在对它通过节约成本而获取的那一部分利润征税，那它凭什么还选择你？你相对于别处的优势在哪里呢？
况且，事实上，希捷中国工厂的利润并不高。在它的全球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利润是不一样的。设计、品牌管理和销售等环节的利润很高，但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很低。比如，尽管希捷在全球平均利润是5%，但苏州工厂的利润却只有1%。可我们的税务部门非得以它在全球的平均利润为标准来对制造组装环节征税，这是不公平的。
按照市场溢价理论，一辆汽车在国外卖1万美元，到了中国变成两万美元，这增加的一部分溢价是由“中国市场的特殊优势”带来的，所以，中国税务有权分享一部分。 “但据我所知，所有在外国卖得便宜在中国卖得贵的产品，比如品牌汽车等，主要都是因为关税太高，跟市场溢价没多少关系。”既然“溢价”主要是由关税造成的，那如果税务机关还以“市场溢价理论”要求外企补税，就等于是重复征税。
江苏省国税自称这两个理论得到了“国际认可” 。但究竟怎样才算是“国际认可”？只是几个外国教授、几家外国媒体的认可，还是国际企业、国际组织也认可呢？
王志乐说：“地方政府找出来的理由，最好要能让外商也心服口服，而不要让外商感觉到我们的经商环境不行了。”
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吗？
据说，现在其他省市也在学习江苏在反征税方面的“先进经验”。当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外商会感觉地方政府“不讲理”，但他又不能这么明说，只能“认栽”。
2014年9月份，著名外企葛兰素史克公司因在中国行贿，被公安部门查了，不但给涉事高管判刑，而且还对公司处了30亿罚金。单从个案来看，这件事并没有做错，行贿就该罚，但中国那么多国企和民企，不少都在行贿，其他的你都不管（受到惩处的，是具体公司经营者个人，而没有以“公司行贿罪”处罚单位），你光惩治葛兰素史克一家，他会服你吗？
外商不能说你不对，他认栽，但在内心里，他们会认为你执法不公正，认为法律就是针对老外的。
还有更离谱的是，有跨国公司负责人反映，前几年，在针对外企的反垄断调查中，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把跨国公司负责人找过去说：“我替你们找律师来谈这个事情，你们不能自行找律师。谁找律师，我就修理谁！”语气相当霸道，这让外商感到，根本就不是平等地交换意见。
“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吗？”就这样，外资开始跑掉了。面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可以麻痹自己说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所以他们走了，但我们要不要先自我检讨一下呢？
对外商要“更开放更规范更友好”
去年11月，分管招商和外资工作的副总理汪洋在华盛顿出席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和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友好”。
再回到“反避税”的问题上，“更开放更规范更友好”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苹果公司一直利用著名的“避税天堂”爱尔兰来逃避在欧盟的税款，去年8月，欧盟强制要求爱尔兰对苹果补征当年避掉的税，共130亿美元。但爱尔兰为了吸引苹果长期在本地发展，它拒绝征税。“既然当初欢迎它来时就说好了不征税，来之后，它带动就业、带动消费，给我创造的社会效应远大于税收。那我还有必要收税吗？”
王志乐认为，从争夺价值链资源的角度看，爱尔兰的做法显然更有利。
王志乐还提到：现在，跨国公司都是全球布局，但各个国家在这个价值链上得到的好处不同。你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收到更多的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保护好自己辖区内的企业，创新外资政策，营造更开放、更友好和更规范的营商环境 , 提高它们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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