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祥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04篇原创首发文章
“他，是唯一的。”
26日一早，好友吴晓波发了一篇鲁冠球的纪念文字。在朋友圈转发时，我忍不住用了这样一句话，我是有感而发。
十九年前，也就是1998年，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因为一部电视系列片《8个农民20年》，我和鲁冠球有了一段时间的采访和交往。
所谓“8个农民”，其实就是浙江土地上富有首创精神的8位“农民英雄”，其中几个人物还是吴晓波帮我挑选的，当时他还是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记者。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001号摊主冯爱倩，温州龙港“中国第一农民城”的“始作俑者”陈定模，等等。
鲁冠球，是当然人选，他当时的知名度就像今天的马云。在国外，他已经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一位国家级英雄”。
“农民”有什么不好？！
因为各路朋友的帮助，电视片筹备很顺利。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具体沟通时，有两位拍摄对象对片名里的“农民”二字有些避讳，他们当时很年轻，几次和我申辩，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了，希望不要再以“农民”相称。我嘴上虽然表示理解，但内心却很坚持。
之后，我征求鲁冠球的意见，他的想法就和两位年轻的“农民英雄”大相径庭。他说：“农民”有什么不好？！我本来就是农民！而且我就要在这里（指鲁冠球从小生活的萧山宁围乡村，也是万向节厂创立的地方）把企业做大，走向世界！
在对鲁冠球的多次采访中，我确实感受到他的使命已经不是为了改写自己的农民身份，他是要改变农民的命运。在电视片里，鲁冠球回忆道，当时作为农民，他想到城里当工人，人家不让他当。从此他就立下誓言，城里不让我当工人，我就自己让自己当！鲁冠球立志做企业的种子也许早就埋下了。
我是企业家，不是商人！
尽管鲁冠球乐于接受“农民”这样的字眼，但他对“商人”这顶“帽子”却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连“浙商”“杭商”这样已经约定俗成的“帽子”，他都不愿领受。
| 2003年，冯根生、宗庆后、鲁冠球
四年前，杭州举办世界杭商大会。在那届杭商大会上，鲁冠球被评为“功勋杭商”，同时入选的还有冯根生、宗庆后和马云。冯根生当时已经行动不便无法参加，马云不在杭州，录了一段视频算是弥补，没想到鲁冠球也告假缺席。万向给我的答复是，鲁主席（万向董事局主席）不太喜欢“浙商”“杭商”这样的提法，他认为自己是企业家，不是商人。
这里的原因各有猜测，我没有当面探究。但我想，这未必是鲁冠球对“商人”怀有偏见或者故作清高，而应该出自他对企业家近乎偏执的、原教旨式的念想。
记得有一次在鲁冠球家里采访，就是宁围童家塘一幢简陋的二层小楼。上楼，在转角迎面的墙上，是一幅日本丰田轿车的广告海报。他说，他这辈子的理想就是农民富了，生产出面向农村市场的轿车，如果他实现不了，就由他儿子接着完成。
这是鲁冠球每天上楼睡觉前都会看到的广告海报。就是这种执念，在他身上转化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中超强的行动力和创造力，以及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如果只为自己赚钱，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鲁冠球在采访中这样说过。
从摆脱贫困到超越财富
上世纪90年代，卡拉OK兴盛，很多老板娱乐应酬谈生意多喜欢混迹于此。我问他去过吗？他说：“这个没有爱好，没有爱好的。我就是研究对策怎么上新的项目，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赚更多的钱。我天天在研究怎么赚钱。我从10万一天的利润到现在的100万利润，现在我在研究怎么赚1000万利润。你看，从100万利润到1000万利润一天，我要做多少工作。哪里来？谁会送给你？”
德鲁克说，对企业家而言，“创造价值是真实的，利润不过是结果”。对数字，鲁冠球同样敏感，这也常常让他亢奋不已。
因为《8个农民20年》的结缘，之后每年年底我都会见到一次鲁冠球，然后听他用中气十足的萧山口音分享一年的收获。而鲁冠球每年上台宣讲，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他提高嗓门念出的一连串阿拉伯数字，一连串每年在快速飙升，并且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惊人数字。
为配合电视片的播出，我编了一本《8个农民20年》的同名图书，并向每位拍摄对象约稿，请他们各自撰写一篇20年的改革小传收录书中。记忆中，鲁冠球写来的这篇小传，当时标题叫《写在田野上的大文章》。只是我觉得太过平淡太过乡土，正式出版时，就把原来的标题改成了《“万向”十易其名的大文章》，似乎这样更有冲击力。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的肤浅。因为对鲁冠球来说，“田野”有着特殊的寓意，它不仅给了他摆脱贫困的使命，更给了他超越财富的境界。
没有这样的境界，恐怕就无法读懂鲁冠球。
鲁冠球20年自传摘录：
前不久，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向我提了几个问题：你最乐意干的事是什么？你最遗憾的是什么？你最想的是什么？你的最高追求是什么？等等。
我对他说，你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最乐于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打交道。
记得1985年的国家宏观调控，也一度使我们的企业受到了多方面的钳制。那年1月，利润急剧下降，到3月份竟只完成了6万元，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流动资金告缺，争取贷款困难重重。但这一控制，倒也暴露出我们乡镇企业自身管理的薄弱，给了我们一种改善管理迎接挑战的机遇。所以我说，以往我们厂就像灌满水的池塘，深浅不知。如今外部环境一吃紧，好似池塘里抽干了水，鲤鱼也露出了“脊背”。我们可以来好好整理一番“池塘”了。正是在宏观控制的环境下，我从最基本的生产过程了解起，梳理了生产的环节和流程，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突破口，提高了企业的素质，挖掘了内在的潜能，从而为适应1988年的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能只求保险，而要敢冒风险。只求保险的厂长充其量只能是个“管家”。乐于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打交道，可以说已成了我的一种本性。
至于说到我最害怕的，那就是俗话说的“人言可畏”。
也是在1985年，当企业遇到一些困难时，各种各样的流言也在四下传播开来，而在中国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武器”，诸如“男女作风”一类也出来了。总之，怎样离奇，怎样有“吸引力”，就怎样胡编。那时节，领导为了关心我，让我在电台、电视上出声露面，有人照样说，那是前几天录的音，前几个星期的录像，如今他早就被抓起来了。虽然是“天地自有公论，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心上总难免会罩上一层阴云。
至于说到遗憾，与其他的厂长一样，那就是我带给家庭的只有不安和忙乱，而不能给他们些微的安慰。我的妻子章金妹，这位和我共同创业的七“元老”之一，一直在生产一线当普通操作者直至退休。她曾经向我提过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陪她去游一游春天的西湖。我口头虽然答应了，但迄今未能如愿。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曾经提出，由他们去陪伴她游玩，但她总是神色黯然地摇摇头。我知道，她并不是单纯地要玩西湖，而是要我这个丈夫去陪伴。这是谁都不能代替的。怪不得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当一个企业家要准备牺牲家庭生活。”而我，确实尝到了这种牺牲的味道。
我最想的是什么？说起来人们或许会发笑：我想抽烟！特别是当我在精神上受到重压的时候，更会想到烟。有人会问，抽烟有什么难，你抽就是了嘛！莫非你是“气管炎”（妻管严）？！厂里的职工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我是个“老烟枪”。打从18岁开始，我就与烟打上了交道，最高记录是一天抽3包。后来，我们厂里的小青年要开展“戒烟运动”，他们来了个激将法，要我厂长带个头。我满口答应了。刚开始戒烟时还真不好受。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又抽上了烟，而味道真是好极了，但我心里一惊，我厂长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醒来的时候我确实闻到一股烟味，原来是前些日子抽剩的一包烟还放在床头，正是它刺激了我的梦魇，气得我把它揉得粉碎，扔进了痰盂里。又有一次，我从北京开会回来，省长薛驹同志接见我，谈话间，他递给我一支烟，我却之不恭，便吸了一口，那滋味真诱人。但我又想到，对小青年许下的诺言不能轻抛，便偷偷地掐了。如今我已有多年不抽烟了，但“烟因子”似乎还未从我身上根除。所以我常对小青年们说，倘若以后我不当厂长了，这烟我还是要抽的！
要说我的追求，那就是要把写在田野上的这篇“大文章”——“让农民成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富足的巨人”——写下去，写好它。为此，我愿毕一生的精力。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前途、又自信的民族。当我去挪威学习经营管理时，一位教授就对我说：“现在你到我国来学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儿子将去贵国进修。”
万向集团从铁匠铺发展成大型国家级集团，走过一条坎坷的道路。我们这家企业最早叫“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后来改为“宁围万向节厂”、“萧山万向节厂”、“杭州万向节总厂”、“浙江万向集团公司”直至“万向集团”，企业的名称总共改了10次。十易其名，直接反映的是我们企业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和我们企业领导人认识的深化连在一起。我把个“节”字去掉，极好地派生了“万向”的涵义。企业前边的地名，从宁围到萧山，从萧山到全国，直到把“浙江”也取消了，这正是我们企业走向世界的标志。
（选自《8个农民2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P28—30）
作者原为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总监，现为巴九灵新媒体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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