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的选择,定义了一个民族的韧性

这个女人的选择,定义了一个民族的韧性
2017年11月17日 01:00 秦朔朋友圈

作者:鲁舒天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43篇原创首发文章

由刘亦菲和美国演员埃米尔·赫斯主演的那部中丹(丹麦)合拍片《烽火芳菲》有段震撼人心的宣传标签——“牺牲25万中国军民,拯救64个美军飞行员,这是最伟大的平民史诗”。电影讲述的是1942年“杜立特空袭”背景下,中国军民团结营救迫降浙江沿海的美军轰炸机组成员,事发后遭遇日军报复性杀戮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丹麦大师比利-奥古斯特,这位北欧艺术巨匠不仅曾将奥斯卡、金球奖收入囊中,更是创过两夺戛纳金棕榈奖的神迹,用冯小刚的话说即是——“他确实是大师,而我(只)是一位导演”。在中国导演们普遍忙着“闷声发大财”的今天,这位跨地域的国际名导却将镜头对准了中国故事,对准了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尘封岁月。

二战记忆的中国拼图

“杜立特空袭”发生在1942年4月,珍珠港事件后遭遇重创的美军决心对日本进行以牙还牙的军事打击。那时日军仍在太平洋占据上风,盟国进行空袭计划势必要面对距离与补给上的双重压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很可能有去无回。据二战老兵理查德·科尔回忆,当时编队里没有一个人选择退出,飞行编队理想的预期便是在衢州机场降落后,再飞抵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已退役的美军中校杜立特带着16架B-25轰炸机执行了这项“难以生还的任务”,他们在返航时因意外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地面支援失联,被迫降落到浙江各处。是中国军民突破重重困难救起了迫降的64名美军机组人员中的56人,并将他们安全送往大后方。日军在捕捉到中国方面救助美国飞行员的线索后,便将东京被轰炸的怨恨发泄到中国人身上,在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的“浙赣战役”中,共有25万军民于此丧生。

同样是战地救援题材,这部《烽火芳菲》与《血战钢锯岭》和《敦刻尔克》相比多了一份不成比例的算式:64-56=250000人。今天的人不禁会问一句“这样做,值吗?”但依笔者之见,这道沉重得令人难以呼吸的设问并不能用数学逻辑去理解,因为这些牺牲从来都和数字无关。它是一种信念,非常具体,非常深刻,只是过去的太多年,它都在我们对历史浅尝辄止的纪念之下“身世浮沉雨打萍”。幸亏有了这部《烽火芳菲》,首次将中国军民在这段二战重大历史事件中所作的牺牲搬上银幕,填补了从《东京上空三十秒》(1944年)、《中途岛战役》(1976年)到《珍珠港》(2001年)这些背景相关却又对中国部分不着笔触的电影留下的巨大空白。

战争的细节

如此背景之下的《烽火芳菲》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悲剧意识,让人不禁想起那部由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明月几时有》,后者同样勾勒出了身处沦陷区的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对于“乱世人”而言,好像不管做出什么,悲剧最终都是不可避免的。电影中遍布的紧张感与压抑感包含了“国破山河在”一语的准确指向,“亡国奴”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意味着那种突如其来的厄运的全部。这样一种氛围的渲染其实是电影主题得以凸显的保证,中国老百姓明明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但他们仍然选择冒死救助美国飞行员,这份牺牲精神自然更符合舍生取义的定义。

当然,奥古斯特的这部电影最可贵的一点是剔除掉了煽情的元素,而是以其一以贯之的简洁、朴实风格去展现这段历史。其印象介于白描和纪录片之间,其基调是隐忍的,其细节是饱满的,其情感是真挚的。想知道其情感有多真挚,观众自可去电影院里补课,这里不妨让笔者将电影中的一些细节稍作铺展,聊一聊电影创作者的暗自用功。

电影中刘亦菲扮演的寡妇英子其实是位烈士家属,她家里摆着一幅亡夫的遗像,那是一名中国军官的戎装照。电影中有一个桥段,日本军官进入英子家,意外撞见了那幅遗照。侵略者问起了这个抵抗者的身份,英子告诉他,丈夫是在南京被杀害的。日本军官说,也许就是他杀的,然后又顺带污蔑了一下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立场。

这里面有个表述值得注意,英子并不见得知道作为军人的丈夫是在南京会战中战死的,还是在后面的大屠杀里死于虐杀,但她用的词是“被杀害”,而不是那类与英勇捐躯有关的赞誉之词。这个细节的动人之处在于,对英子来说,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他已经被战争吞没,所以“马革裹尸”的大豪情终究要归于“被杀害”的大悲情。一个男人为了保卫他的国家而死,到头来他的女人仍要承担“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命运,这不就是彻底的悲剧吗?

衢州机场

历史上的杜立特编队本应去往衢州机场接受补给,但意外因素使得他们未能如愿与中国军队取得联系,电影也表现了这一点。由罗嘉良饰演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负责守卫衢州机场,他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凭经验判断夜行的飞机是日本轰炸机,随即命令关闭地面的所有指示灯光。虽然军官其实是作出了误判,并且造成了美国飞行员的意外迫降,但他的这份不得已也暴露出了守备一方在日军空中力量面前的绝对弱势。

军官的第二次出现更加重了这种弱势的体现,他告诉下属衢州机场已经被日军发现,所以他们必须放弃这个机场。被美国飞行员视为中转站的衢州机场虽然属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但实际上这种控制力是非常薄弱的,它造成了这座临时机场的朝不保夕。在军事力量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军人在日本军人面前的劣势,并不比中国平民面对日本军人时少多少。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是在辗转抵抗的,这种抵抗的意志尤为值得敬佩。

游击队

游击队在影片尾段出现,他们为救援因伤寄居到英子家的美国飞行员杰克而几乎全部阵亡。也就是说,镜头中唯一直接和日军交火的抵抗力量在登场不久就被团灭了。虽然真实历史上活跃在各战区的游击力量仍属政府军建制,但其战力实际很有限,正如电影中展现的那样,往往只能以一种近乎飞蛾补火式的集体牺牲来履行使命。

击落日本飞机

游击队为掩护杰克,与前来堵截的日本飞机有过一次交战,最终子弹击中日军驾驶员,打落了飞机。这个细节看上去很像抗日神剧的做派,但实际上却有史可考。1937年的忻口会战中,日本飞机由于轻视中国军队的防空力量薄弱,经常低空驾驶去扫射中国军人,据说日本飞机的机翼只比华北平原上的高粱杆高一些。日本空军的这种猖狂,既是中国军力衰微的体现,同时也让轻武器击落飞机更多了几分可能。

历史的等式

《烽火芳菲》的种种细节都展现出了那场战争的残酷,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说到底只是侵略者案板上的鱼肉,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为了自保而与那些美国飞行员划清界限,这也是符合人性的。然而,这些很可能没读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普通人却义无反顾地把素不相识的美国飞行员救起来并掩护周到,直至帮后者脱离险境,这正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善良和纯朴。

奥古斯特曾经说过,决定他拍一个题材的关键在于其具备的内在戏剧冲突,而人的心理状态从来都是最能表现戏剧冲突的——“我的想法是创造两个富有情感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可以间接评论我们这个福利社会。”

英子为什么要救杰克?因为村长说了:“美国人也打日本鬼子,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得帮他”;英子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所有事不找援手?因为村长为了掩护美国飞行员已经丢了性命,如果乱找帮手导致杰克被抓,村长就白死了。除此之外,把杰克藏进自家地窖的英子还得克服传统礼教对于女性的束缚,当她第一次把杰克拖进家门的时候,连年幼的女儿都责难她——“你怎么能把男人带进家门,你这是在做什么?”但英子知道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她奋力承担这一切。《烽火芳菲》预告片里有句话说得很好:“战争中,一个女人的选择,将会定义一个国家。”

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飞行员劳森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的文字:“我不断地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当然,《烽火芳菲》的意义并非宣扬仇恨,它只是提醒我们那些已经远去的历史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凝重的部分。它只是告诉今天的人,只要我们记得那时人们的那种真挚和善良,他们的牺牲就不会白费。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时代类似《烽火芳菲》的电影仍旧是太少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那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姿态。当我们对历史进行选择性记忆的时候,正意味着我们对历史进行着选择性的遗忘,这种遗忘不仅会伤害已逝的魂灵,更会加重当世的祸乱。

历史会在一段时间被所有人忘却,会在所有时间被部分人忘却,却从不会在所有时间被所有人忘却。《烽火芳菲》在这个以“步履轻捷、闪展腾挪”为荣的时代艰难地扯起串联“永恒”的绳索,它也因这份不同寻常的纪念而显得愈发珍贵。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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