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经济学从其正式问世以来，相较其他学科，就一直散发着极其耀眼的光芒。从早期亚当·斯密将经济学的学术诉求定位为“经邦济世”，到马歇尔将其窄化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学问，再到近年来聚焦研判金融市场的经济学家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0多年的经济学学说演化史上，与经济学的人文价值关怀日趋退化相反，经济学与个体对财富的关联度却日趋紧密。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当现代经济学加速从宏大的社会关切中抽离，而急促地投向计量财富损益的精密科学时，也就意味着奠定经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底色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学已彻底沦为一门功用性的学科。
但是，这对于经济学家却似乎是一个好现象，正是现代经济学与个体对财富的关联度日趋紧密，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这都意味着研究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专家学者——经济学家，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关注，这种关注既有来自“庙堂”，国家或地方出台相关经济政策，需要经济学家建言或背书，也有来自“江湖”，企业家和社会民众都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挖掘财富的秘方。
那么，究竟经济学家有没有挖掘财富的秘方？经济学家真的有民众希冀的炼金术吗？这简直就是一个毋须专业而仅靠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拥有财富秘方，秘方会轻易广而告知吗？如果经济学家真的有炼金术，自己炼金还应接不暇，哪里还会有时间频频接受采访、参与商业讲座？
经济学家根本不具有炼金的能力，如果细心盘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直以来经济学家投资失败的案例就层出不穷，而就其整体而言，或许经济学家真实的投资能力并不高于普遍民众太多。
之于当下这个浮华和浮躁的时代，对经济学家拥有炼金术的迷信，我们需要祛魅，对经济学家日渐坠入俗世而不能自拔，我们则需要批判。
这种迟到的祛魅要求我们认识到：经济学并非无所不能，经济学家更非无所不知，为了还原一门学科应有的学术本质，经济学家们或许需要与媒体等话语场所保持适当的距离，而更多地以研究成果发挥影响。
经济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100多年前，当年过花甲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提笔写下设立诺贝尔奖的遗嘱时，甚至忽视了经济学的存在，根据遗嘱，在五项诺贝尔奖中并无经济学奖。直至1968年，瑞典银行才在原有奖项的基础上，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兴许是经济学从新学迈向显学的标志之一。
20世纪的确是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学派争鸣，成果斐然，许多经典的思想和论著让后来者高山仰止。学问繁盛的重要标志是大师辈出，纵观20世纪的经济学界，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再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无不是以独步学界的思想征服世界的。
经济学是一门贴近现实的学问，其存在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20世纪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地位的提高，从根本上讲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结果。而进入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仍在推动经济深度变革，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和联系之紧密前所未有的情形下，经济学的重要性仍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正是因为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发现经济学家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在媒体、政府甚至商业机构的邀请下，他们越来越忙于对层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和热点作出解释，为决策者提出建议。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能够熟练地周旋于各种社会参与之中。
我们应当承认，经济学家在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观念、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们是这方面的绝好例证，比如在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经济学家胡祖六就曾撰文，对克鲁格曼、萨默斯、萨克斯等人的社会参与表示赞赏，认为他们秉承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关心现实、积极入世”的传统。
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经济学家对现实的关心无不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之上，而且一旦他们发表意见的对象偏离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也会闹出笑话。在胡祖六赞扬克鲁格曼的文章中，作者同时毫不讳言地认为，克鲁格曼“对中国认知甚少”，他对中国金融等方面发表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
即便是最天才的人，其智慧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另外，在足够复杂的经济问题面前，对于当下日渐专业化、模型化的经济学来说，其实经济学面对现实问题的局限性也在凸显。实际上，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这种局限，他们发现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与经济学是普遍关联的，当他们尝试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研究和解释经济问题，常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而如果忽视了这种关联，他们对经济问题发表的观点就可能失之偏颇。
既然经济学家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犯错误，经济学自身的局限也不容忽视，而经济学家们随便抛出的观点却可能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那么要求经济学家出言谨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10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百岁寿辰，中国的经济者纷纷发文祝福、举办纪念活动，经济学者秋风在一次短短的发言中，不遗余力地赞美了科斯的“审慎”，他认为科斯之所以提出并否定“黑板经济学”，是认识到了现实的高度复杂。与科斯的审慎不同，秋风认为中国的很多学者经常滥用简单的“真理”。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的经济学家集体致信伊丽莎白二世，向女王表示未能预测危机到来的歉意和愧疚。他们在信中将经济学者们在危机到来前的失声归结为“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他们认为这些“智慧人士”不仅包括英国国内学者，也包括国际上的学者，危机的到来是因为所有学者“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
全球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失声，显然并不是因为埋头学问、不知人间今夕何夕。事实上，对于一门严肃的科学来说，很少有其他学科比经济学更入世，而当一个学术圈子变得过分热闹，总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情。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曾指出，“那些在学术领悟力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些被频繁指责的人；相反，却没有什么比一个经济学冒牌货将自己打扮成人们的朋友而获得声誉更容易的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有太多的“经济学冒牌货”在鼓吹，必然会遮蔽少数正确的声音。
在经济学家影响公共决策的话题上，哈耶克向我们指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事实，他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一些经济学理论被用于公共决策可能是普通人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决策者们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建议。而且哈耶克非常警惕经济学本身带有的“科学理性的自负”，并据此认为经济学可能被决策者滥用。
我们需要思考的也许是，我们的社会、官方以及大众和媒体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换句话说，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经济学，经济学是否被错用、过度滥用，这需要我们和经济学家们一同反省。很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但如果经济学家们占据了过多的话语资源，就会影响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毕竟经济学家们不是全能的，何况还有一些伪劣的经济学家在借助经济学的声名混淆视听。
我们认为经济学有祛魅的必要。这种迟到的祛魅要求我们认识到：经济学并非无所不能，经济学家更非无所不知，为了还原一门学科应有的学术本质，经济学家们或许需要与媒体等话语场所保持适当的距离，而更多地以研究成果发挥影响。其实，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都有这种自觉，2014年10月，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梯若尔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媒体的采访让他不胜其烦，他对记者说，“忽然间，我必须回答媒体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必须说一大堆其实自己根本不确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得向您承认，您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我可能并不知道。”
梯若尔被媒体包围的处境，差不多也是全球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处境。而中国的情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没有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自觉，反而主动迎合几乎每一个舆论热点话题，不管其专业领域与此相关与否，试图以此增加曝光度，以赢取“功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