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一生打过无数重要的电话，而13年前从达沃斯打回杭州的那个电话，无疑是最重要的之一。中国人之后十多年的生活方式，都从此被改变。
中国人近十多年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摆脱了“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的束缚。而这一切，和一家叫做支付宝的公司密不可分。
“凭借技术，支付宝引领了（近十余年）支付史上几乎所有关键的创新：担保交易、快捷支付、移动支付、先享后付、刷脸支付。”10月11日，蚂蚁金服科技探索大会（ATEC）上，花名“鲁肃”的蚂蚁金服CTO程立这样总结。
脱胎于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支付宝，经过长达12年的技术创新与商业竞争洗炼，已经将整个中国的移动支付水平拉升到全球领先的地位。
有数据显示，在市场份额占比过半的支付宝及其同行们的努力下，中国2016年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50倍。
杭州有近水楼台之便，移动支付更为普及。在杭州，从跨国连锁超市到社区菜市场，从商业广场到夜市小摊，从医院挂号处到地铁售票处，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和一个支付宝账号，任何人都不再需要携带装满现金和银行卡的钱包。有一个夸张的笑话甚至说，如果支付宝宕机5分钟，中国人的生活可能会停摆。
数据显示，2016年双十一全天，支付宝实现支付总笔数10.5亿笔；更为关键的支付峰值数据则达到12万笔每秒。这些每年刷新的世界纪录背后是支付宝多年积累下的扎实的技术实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移动支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须要回溯历史，回溯支付宝正式独立以来的12年和作为淘宝一个部门的开头那2年。
担保交易：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做电商
2003年，在国际电商巨头Ebay进军中国市场的威胁下，出于业务防守的需要，原本只做B2B的阿里巴巴秘密开启了一个本土C2C项目，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淘宝。
必须要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并没有那么强，即使网络购物已经跌跌撞撞发展了几年，但人们对线上交易仍然抱着深度的警惕和怀疑，买家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而卖家也担心发货后收不到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交易模式遇到观念和实践上的阻碍，携款跑路等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因此，淘宝早期的很多交易都限于同城线下，像一个简单搬到线上的同城交易所，一旦买卖双方地理位置过远，就无法促成交易。如何帮助完全陌生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当时淘宝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为此，当时淘宝网的负责人曾经想要模仿国外同行PayPal通过电子邮件账户连接信用卡的方式，但当时无论是电子邮件还是信用卡在中国都算不上主流，这条路不通。事实上，PayPal当时都没能完全解决类似的问题，因此也导致资损率一直偏高。另外，他还想过模仿腾讯Q币搞出一个淘宝币，后来发现也不行。
不仅淘宝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淘宝的用户社区里也对此展开了大量讨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之下，淘宝团队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线上交易最大的痛点就是要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怎么保证？试试由第三方担保，说不定可行。
于是，“担保交易”应运而生。淘宝上的买家下单后，将钱打入淘宝专用担保交易账户，卖家收到通知后发货，买家收货确认无误后通知淘宝可以付款给卖家，如果货物不符则可以申请退款。这就是担保交易的流程，也正是后来“支付宝”雏形。
站在技术的角度，担保交易并不是那种革命性的、颠覆式创新的黑科技。但正是这种商业环节中的创新，为其后整个中国电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10月18日，西安工业学院的大学生焦振中在淘宝网下单了一台标价750元人民币的二手富士相机，是在日本横滨留学的崔卫平挂上淘宝的。他们之间的地理间隔是3000多公里，交易意向达成了，可实际要完成却仍阻碍重重。
相机多少也算个贵重物品，双方在交易方式上一直没有谈拢。买家焦振中不愿先付款，个人卖家崔卫平也不想先发货，在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面前，谁都不想承担大几百元的交易风险。
山重水复之际，卖家崔卫平在论坛式看到淘宝网新推出“担保交易”的服务，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解决交易信任问题的好办法。随后，崔卫平把支付链接发给了买家焦振中。
与此同时，杭州淘宝网收到了这条来自西安和日本横滨之间的交易讯息，一位淘宝财务姑娘狂奔进担保交易小组的办公室，“有一笔业务来了，快确认！”没过两分钟，财务姑娘又跑回来说：“买家不想买了，要退款。”
但这是整个淘宝第一笔担保交易，广东籍的财务姑娘为了图个好“彩头”，并没有因此放弃，她坚持劝说买家焦振中不要退款。这种坚持获得了焦振中的信任，两个小时后，淘宝历史上第一笔担保交易完成，支付宝就此诞生。
其实那时的支付宝就是淘宝网支付结算的一个工具，而且最初是由财务部门来承担的，整个团队只有3个人，一个财务经理、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每当有担保交易进来，工作人员就用Excel表人工记录下来，一个月需要处理的交易大概是30笔，每天的交易额是几百元。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买家更愿意选择提供担保交易的卖家，而为了在竞争中迎合买家的喜好，越来越多的卖家也陆续提供担保交易的服务。到了2005年，淘宝规定交易必须使用担保交易，而独立后的支付宝正式对外公布“你敢付，我敢赔”，担保交易与淘宝一起迎来几何级增长。
由此，中国互联网的电子支付问题可行性得到验证，如何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做电商，这条路算是由支付宝从担保交易而始走通了。
（2004年9月，支付宝组建初期员工合影）
快捷支付：打通银行的关节
在担保交易模式的助力下，淘宝成立仅3年，美国同行Ebay就败走中国市场。而淘宝则开始了一枝独秀引领中国电商风潮的时期，一直到今天，淘宝及其衍生出来的淘系核心电商业务仍然是阿里巴巴集团最重要的现金牛。
淘宝的几何级爆发用数字来说明再合适不过了：交易规模到2009年已经超过两千亿元，比刚成立时的2003年扩大了接近六千倍。这种规模的增长当然也带动了支付宝，从交易占比来说，那时支付宝90%的业务量都是淘宝带来的。2009年支付宝的日交易额也已经达到了10亿人民币的级别。
但是，发展太快有时也会导致乱了阵脚。在2009年到2010年初的那段时间，用户的支付成功率只有60%左右，这还是整个团队全年辛苦提高的结果。很多用户在淘宝上下单后支付的时候，经常要跳转七八次页面，任一环节没处理好都会导致支付结果的失败。当时淘宝的客服电话里时常会遇到用户情绪失控而破口大骂，毕竟这是关乎用户钱物交易的事。
2010年初的支付宝年会上，马云破天荒地亲自痛骂支付宝的用户体验“烂、烂、烂到极点。”当时所有支付宝员工都感到很委屈，大家都不明白，辛苦一年，业绩发展得也不错，怎么栽在了用户体验这个点上。时任支付宝总裁、刑警出身的硬汉邵晓锋甚至哭了。
平心而论，支付流程复杂、支付成功率不高，不仅仅是支付宝的问题，是因为支付宝需要与不同的合作银行对接，而不同银行关于网银支付的规定又各有不同，网银支付的手段本身也过于落伍，支付成功率自然就会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时，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都面临这个问题。
但站在用户的角度，并没义务去厘清其中差别，对用户来说，只要我支付没成功，流程繁琐，体验不好，那就是你支付宝没做好。
用户的想法听起来完全没毛病。这个难题最终还是留给了支付宝。
起初，支付宝试图去帮助银行提高网银支付的成功率，但实践中发现吃力不讨好。银行们没有配合你支付宝做工作的动力，即使配合了效果也不明显，最多能从50%提高个几个百分点，完全满足不了淘宝对支付成功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要求。后来，支付宝还尝试了“卡通”业务，与一些银行推出联名信用卡，结果是小范围内方便了一点，但仍然不解决问题。
到了2010年下半年，支付宝团队注意到航旅业务中一种叫MOTOpay的支付方式。支付宝加以借鉴改进之后，用户只要第一次与支付宝签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卡号、银行预留电话等信息，由支付宝来与银行进行匹配，之后的交易用户只需一个简单的支付密码或手机校验码，所有环节在支付宝上就能完成，不再需要开通网银、繁琐的页面跳转。这就是日后让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受益匪浅的“快捷支付”。
这种创新的支付方式对用户来说非常友好，在保证用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大幅精简了支付流程，学习成本立刻下降。以前，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也想用淘宝，不仅要拿一个笔记本写下与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号和密码，还要写下支付宝账号和登陆密码，然后写下支付宝支付密码，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还要翻箱倒柜找出一年就用这么几次的网银usb-key。但开通快捷支付后，只要一次签约，之后都只需输入支付密码即可。
当时的支付宝有了想法和方案，接下来要做的，就剩下拿着方案去跟银行谈判了。谈判的过程自然是艰难的，毕竟当时对所有的银行系统来说，谁都没开过这种业务的先例，未知的风险使得银行都持谨慎的态度。而支付宝的谈判原则就是，以各种利益让渡消除银行的顾虑，把风险一律揽到自己这里，只要快捷支付能够成功推行。
快捷支付开通后，不仅支付宝的支付成功率从原先的60%提升到90%以上，银行也发现开通快捷支付的银行卡活跃度大大提高。这个创新对支付宝、银行、用户是一举多赢。在支付宝快捷支付的示范性作用下，包括微信支付在内的其后所有第三方支付公司都能轻易地与银行系统对接，使得中国移动支付真正具备了赶上乃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可能。
（2010年“骆驼大会”，是蚂蚁金服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战略会之一。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彭蕾明确将提高支付成功率作为首要的关键绩效指标，支付宝找回了“用户价值”这个重要的初心。）
All in无线与扫码支付之争
历史车轮从来不等人，商业和科技的世界里尤其残酷。中国互联网跟随着智能手机的大潮一起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线下场景的丰富，顺其自然地带来了线下移动支付的需求，这对支付宝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就整个阿里巴巴集团来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并不算是排头兵。也正因此，2013年阿里巴巴宣布All in无线，而支付宝的All in无线甚至还要更早。
而支付宝All in无线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国内率先研发并应用二维码支付。
作为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支付宝的基因一直是轻和快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前夜，移动支付领域的关注点还有很多是在NFC近场支付上，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交通，商场POS机和自动售货机等场景和终端。NFC支付的优点是不需要无线网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全面的硬件和设备升级。银联和手机厂商们也许会选择推动NFC支付的普及，但支付宝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去涉足硬件。
2010年至2011年间，二维码技术在互联网上得到广泛讨论，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已经成熟。作为PC时代中国电子支付的领军者，支付宝发现这才是属于自己的机会，随后开始着手推动二维码扫码支付的商用进程。
就国内来说，将二维码应用于扫码支付，还是支付宝开的先河。2010年，支付宝创始团队成员、如今的副班长倪行军看好二维码的发展想象空间，带着两三个架构师就开发出了二维码支付。
现在，市面上成熟的移动支付还有两类：条码支付，和二维码支付。条码支付的优点是传统商超、便利店不需要更新设备，直接用已配备好的传统条码枪扫用户支付宝上系统给出的条码就能付款；但同时，条码支付的缺点也是设备，即必须是配备条码枪的商家才能使用。
相比较而言，二维码的延展性和通用性就要广大得多，它能应用于从高端商厦到街边小摊的所有交易场景，与各行各业相融合，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生成与自己账户相匹配的二维码，别人扫一扫后就能支付或转账。这种二维码既可以在线上任何地方出现，也能印刷出来张贴在线下的任何角落。
但受限于当时的移动网络条件，二维码支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普及。直到2013年后，3G网络和4G网络的用户数陆续开始上来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双双投入资源推广二维码支付，市场才重新认识到二维码的价值。
好景不长，2014年3月央行下发了一纸文件，以客户信息和资金安全的名义暂停了二维码支付，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引领二维码支付的先驱，支付宝。
当时的舆论对监管颇为困惑，不过，央行并非堵死了二维码支付的探索之路，同时也承认了二维码支付的积极意义，只是需要时间研究技术标准和风控体系。没过几个月，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陆续在一些交易和转账场景里重启二维码支付。
一段时间的运行中，二维码支付不仅没有引发风险和恶性事件，反而由于其极低的成本、极大的信息密度和极高的通用性，让社会大众对二维码支付的接受度反而越来越高，一碗馄饨、一根黄瓜、两个包子都可以扫码支付买单，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线下交易的流程。
同时，支付宝还将这项成熟的技术输出到了印度的兄弟公司。由于印度线下商业环境与中国类似，有海量而微型的交易场景，Paytm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利用成本低廉的二维码扫码技术连接了线下数百万商家。
2016年7月，央行正式发函确认二维码支付的合法地位，充分肯定二维码支付的作用。随后，各大银行、银联也在NFC技术不受市场喜好的情况下，转而拥抱二维码支付，“官军”也正式跟随支付宝的步伐，走上推广二维码支付的道路，下场搏杀。
2017年2月，支付宝上线“收钱码”。作为二维码支付的进化版，收钱码进一步降低普通商家使用二维码收款的门槛。只要申请收钱码，可以从支付宝免费获得相关物料贴纸，还能将收钱码渠道单独设置一个账单，与其它转账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从收钱码里收来的钱，还可享受提现免费，这让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的中小商户十分受用。
（支付宝收钱码，是二维码支付的进化版，进一步降低了普通商家使用二维码收款的门槛）
“如果要坐牢，我去！”
从最初只有3个财务工作人员的支付宝，到今天估值数百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用十几年时间将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在支付宝诞生之前，马云还是有所顾虑的。他想过自己做第三方担保，另外寻找一家国内成熟的金融机构来合作做支付。不过事与愿违，当时国内无论是银行还是银联，都对这种5块钱、10块钱的“小生意”兴致盎然，合作当然也没谈成，马云处处碰壁。
祸兮福之所倚，没人帮马云，他就只好自己做。2004年1月，达沃斯论坛现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震撼了马云，他开始重新思考支付宝的事。
此时，马云对做不做支付宝的判断标准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意识到，支付宝不仅仅是辅助淘宝更好交易的工具，它的责任和使命更应该是推动中国社会诚信的发展，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了，商业自然就会变得流畅。这种认识使得后来支付宝将每一步突破与创新都分享给了全行业，担保交易、快捷支付、二维码支付，每一个都是现在全行业的标配。
当晚马云就从达沃斯打电话回杭州：“现在、立刻、马上！启动支付宝！”接着他又加了一句：“如果要坐牢，我去！”
从那时起，支付宝的历史开始了。从那时起，中国电子支付的序幕正式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