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30日，上海金融报，原文标题为：环境规制能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受不利的扩散条件影响，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5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再次出现持续4天以上空气重污染过程。昨晚，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并要求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共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另据央广网报道，截至12月20日，山东全省已有1767家企业被停产，1399家企业被限产，停工工地2036家。（《新京报》，12月29日）
停产治霾不只是山东，河北省石家庄市发布制药企业停产令已经一个月了。一些产业例如石家庄市药企，在北方的雾霾中最先站在了环保治理的生死线前。“环保成本太高了，都要达标就会破产，钱花不起，现在这些工人怎么办?”石家庄某药企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涉及到究竟是保环境还是保产业？实际上，在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决策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纠结于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保护环境是否会对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甚至有证据表明，实施环境保护能给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在传统的观念中，尤其是在那些受到管制的产业眼里，保护环境无疑是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环保成本太高了”——“达标”意味着投入额外的人力和财力，比如购买用来环境“达标”的设备；改进生产工艺；缴纳排污费等等，客观地说，这确实直接导致了企业成本的提升。更何况，这些成本若是没有法律等特殊手段进行规制，对企业而言都是“额外”的，这些成本都被以大气中的雾霾等形式由全体公民承担了。但我们不能以严重的雾霾来换取某些效益极低、污染较大的企业的“活”，这是不公平的。
以宏观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并不是只有企业成本上升的“减法”，即便不去计算全体国民因“绿色收入”带来的健康等直接或间接收益，就是回到产业来说，也未必都是全都是消极影响。环境规制并没有对GDP造成太大的影响，起码不是必然减少GDP。
一方面，虽然受管制的产品产量减少了，但却价格上升了，产值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以河北的制药企业为例，或许因为停产限产，产量或销量下去了，但价格上涨了。之前我国部分产业一味追求规模经济，导致“中国卖什么价格就下降，买什么价格就上升”，进入“丰收贫困”陷阱。近年来，我国纺织等行业因为劳动力、环保等成本上升，出现一些企业关门，之后价格在国际市场大幅度上涨。因此，作为世界第一原料药生产和出口国，不必一味地牺牲环境去拼价格。
另一方面，居民减少“污染消费”进而会增加“绿色消费”。如汽车、汽油价格上升或管制，居民会增加购买自行车、公共交通等消费，留下买汽车的钱也会购买其他商品，同样会增加GDP。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个别落后企业，更不能只看短期。“波特假说”理论认为，实施环境规制，从短期看提高企业成本，但从长期看，能激励企业改进技术，从而比不受管制企业的老产品更具竞争优势。
以我国冰箱产业为例，《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1996年停止使用氟氯烃，而允许中国使用到2010年，中国因此一举成为最大的氟氯烃生产国，因为含氟氯烃的冰箱成本更低。但中国冰箱年出口量却由原来的40万台下降到20万台。这是因为“低成本”生产含氟氯烃的冰箱企业实际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发达国家受到“环境规制”的生产商通过新技术，找到降低冰箱成本的方法。随后中国政府逐步禁止氟氯烃的生产，远早于协议规定的最后期限，冰箱行业成功研制出无氟冰箱，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冰箱生产大国。同样在日本，汽车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应对尾气排放的环境规制，结果提升了劳动效率，提升了产业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因而，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切不可将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要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要素，以创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共赢。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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