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月8日《经济日报》）
2月6日是《“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实施一周年，《规划》让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全面落实阶段。同时，2017年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要实现“近期目标”的关键年份。规划中的“近期目标”包括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取得突破。
《规划》发布一年来，京津冀地区从交通、产业、环保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系统建设。围绕着这几个关键点，近两年，京津冀地区实施了疏解非首都功能、通州政治副中心建设、交通道路建设、产业转移等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实际上交通一体化等“硬件设施”协同发展容易取得共识，但作为协同发展重要突破口之一的京津冀产业转移与协作却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关系，例如北京外迁的企业不少都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在强化生态环境约束的今天，这些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
产业协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利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组合的过程。总体上看，企业是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主体，但在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例如近两年来的北京企业外迁，天津、河北承接，背后都涉及到地区之间的产业和GDP取舍，这都关系到京津冀省市的税收、就业等行政指标，需要相关财税政策、补偿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配套。各自打各自的算盘，实乃情理之中。
国内外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将日益提高，即出现产业趋同现象。以中国的省份和产业为例，过去西部落后省份工业化严重滞后，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采掘和少数原材料工业，而加工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这个时候的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很低。但随着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化的不懈努力，一些落后省份也发展了机械、化工、汽车、轻纺等产业，这必然导致产业日益趋同。
具体来说，今天的北京、河北、天津的省市级地方政府都在汽车、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高端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力，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助和产业转移的难度——你想发展的产业，我也想发展，你不要的产业，我也没有兴趣。
京津冀地区发展当然不是简单地“捆绑”在一起，产业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尤其是向良性纵深发展，这才是城市群发展的最终目标。实际上，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并非意味着区域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弱化，就必然进入零和博弈阶段。恰恰相反，产业结构趋同和区域分工深化是可以并存的。近几年来，在产业趋同的大背景下，产业分工出现了新特点，即向产业链分工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形态，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区段、环节被拆散到不同的区域进行生产。
以美国城市为例，近年来部门（行业）专业化在不断弱化，即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但其在管理和生产方面的功能专业化则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在进一步深化，即大城市的经营管理只能在不断强化，而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功能在逐步强化。
在我国也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和区域分工深化并存的现象。例如浙江省的服装业，浙江省纺织服装工业85%集中在绍兴、宁波、杭州、温州、湖州等地，但产业内分工和专业化已经进一步深化，宁波侧重男装；温州侧重于休闲服；杭州侧重于女装；湖州侧重于童装；面料则在绍兴。区域分工的深化使得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基于此，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不能是简单的北京公司外迁，必须要走深化区域产业分工的路子， 而北京、天津、河北之间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为深化区域产业分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家实在没有必要在所谓的新兴战略产业领域进行同质化甚至是恶性竞争，而是在新兴战略产业中进行产业协作，不断深化区域产业分工，共同提升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京津冀的“共赢”，而不仅仅是北京“甩包袱”。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