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2日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讨会”上，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和中国正在夺第一名，由于中国在人才、创新、能源政策、基础设施、法律环境方面表现皆不及美国，到2020年中国的位置或将由美国取代。（21世纪经济报道，7月3日）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原材料等国内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表现为制造业出口乏力、企业外迁东南亚地区等。与此同时，美国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战略，不断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挑战我国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地位。
制造业竞争力如何“卫冕冠军”？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纠正要素价格扭曲、优化产业环境、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的培育等“获得性禀赋”的支撑力，从而激活制造业内生驱动力，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
首先，需要优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为制造业构建稳定大环境。当下经济已经非工业化驱动的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现代经济部门的公共政策，对经济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更是直接决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例如：美联储的加息与降息，不仅仅影响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随之动荡。因此，提升制造业恐怕不能仅仅盯着生产性部门的效率，央行、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及时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与制造业的联动关系。没有一个良好的、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力都如倾巢之卵。
其次，需要纠正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为制造业构建新的成本优势。价格扭曲市场供需关系，已经严重制约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银行、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导致“融资难、融资贵”，制造业已经沦为银行的“打工仔”；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比价关系不合理，上下游之间价格传导不畅，如煤炭与电力价格、原油与成品油价格、工商业用电与居民用电、天然气与石油等，造成价格杠杆的逆向调节作用，既不利于优化能源结构，也不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如我国目前工业电价甚至超过美国、韩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美国凭借低价能源促进制造业复苏和海外资本回流，降低了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一些资源要素的价格没有体现环境成本、生态价值，导致企业陷入低价格、同质化恶性竞争，“贫困化增长”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需要优化产业环境，为制造业构建良性竞争环境。产业经济学研究发现，产业环境对企业绩效等影响远远大于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制造业内部企业是协同发展或是恶性竞争，直接决定产业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例如：浙江、广东等地的产业链增强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在国际上进行价格倾扎，则恶化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企业从竞争角度出发的“逐利行为”无可厚非，但产业政策、法律环境必须从全行业整体利益出发加以谋划、引导。
第四，需要强化“获得性禀赋”，为制造业构建新的比较优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过于强调“自然禀赋”（矿产、初级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了，实际上“获得性禀赋”（后天学习）愈发重要。例如战后日本的汽车、半导体等产业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产业工人的培育培训，熟练的产业工人能使我国再次获得“高素质劳动力红利”。一方面要对科研创新、人才培育等机制创新，加强科学技术对制造业的支撑力。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还面临诸多管制、审批等多重制约，简直可以说是“打不死的小强”，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十八大后，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从降税费、降成本等为制造业构建新的竞争力，我国制造业必将通过转型升级等迎来“凤凰涅槃”、“鹰的再生”。（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本文发表于7月5日上海金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