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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也要像制造业一样开放化发展
——陈启斐博士新著《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序
刘志彪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切入全球制造网络，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我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纷纷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计划。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回迁本土，英国退出欧盟更是加剧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的趋势。经济危机中低迷的外需进一步萎缩，使得我国货物贸易持续下滑。同时因为国内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严峻的衰退。事实说明，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参与第一波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单纯依靠货物贸易驱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动能和新的贸易增长点。
我认为，我国参与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内涵是要在过去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托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推进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发展。这一内生化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
从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已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做出上述战略性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近10多年来，虽然鲜有服务业增速超过制造业增速的情况出现，但是两者间的增速之差在逐渐收敛。2012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45.3%，第三产业占44.6%，历史上首次使差距缩小在1个百分点之内。2013年GDP为56.88万亿，同比增长7.07%，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为43.9%和46.1%，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服务业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达到50.5%，远超制造业的比重。
我国服务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具体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显示出了具有强大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全球制造业需求，因为制造业产业关联度高，需求价格弹性相对大，因此经济危机会深刻地、大幅度地影响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经济。相反，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一般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即当服务业占据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时，在经济发生波动时，因为服务业就业容量大且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因此可以吸收从其他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从而缓解经济增速下降的负面冲击，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
其二，现阶段我国的有效内需主要由服务业构成，一般制造业产品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去库存”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产能不足的部门，几乎都是服务部门，如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住宅等服务，尤其缺乏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高级知识技能密集型服务，即所谓的高级生产者服务。因种种原因，中国制造业对高级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不足，是导致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缓慢的主要的决定性变量。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发力，主要是扩大了市场主体对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未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的需求会剧增，其增长空间要比传统制造业大得多。
其三，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一方面某些天然具有本地化需求属性的服务业部门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同时由于服务业跨国转移和贸易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表现为：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需要获得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讯、物流、运输等服务，这些服务业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二是以信息网络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使服务业摆脱了“本地化”需求特征，其“可贸易性”越来越强，从而为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等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国家这些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支持各种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使这一新兴的“绿色产业”逐步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支撑、外贸增长的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扩大就业的新渠道。
服务业内生化增长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仅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矫正经济失衡的主要政策抓手，而且可以为世界提供发展机会，为别的国家创造就业岗位。就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来说：
第一，可以极大地缓解国内经济失衡。体现在：一是服务业比重高，一般就能相对地缓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失衡状况。因为，服务业中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技术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在收入分配上都天然地偏向于劳动者。这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在制造业快速发展且占比具有绝对优势的时期，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速持续地低于GDP的增速。二是能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同时发挥制造业的提升生产率、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功能。从农业、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会自然地进入服务业。过去我们把工业当作就业蓄水池的政策是有误的，工业其实是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部门。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不断地把排斥出来的劳动力推送到服务部门。三是把资源重点投向服务业，有助于结构调整和提高投资效率。目前中国短缺的产业不是一般制造业，也不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而是与民生幸福有关的优质教育、基本住宅、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放松政府对服务业的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将产生巨大的扩张内需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四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扩大消费。对制造品的消费比较充分而对优质服务品的消费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解决优质服务品的供求矛盾，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
第二，可以极大地缓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目前解决此失衡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它们与是否大力发展还是坚决抑制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一是通过对金融活动的严厉管制，以及抑制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如对利率进行严厉管制来应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势头，严格禁止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以防止风险，等等。这其实是“削足适履”。二是通过创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平抑因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火的势头。这是可行的“阴阳平衡”战略。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型，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发展服务业，而不要发展制造业了。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生身父母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制造业的发展，只会造成服务产出的产能过剩，并形成新的经济泡沫和导致经济危机。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才能具有扎实的市场需求基础，才能利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制造业。
同时必须强调，制造业发展不能仅仅是规模的扩张，也不能只强调高端化的客户升级。仅强调规模扩张会造成进一步的严重产能过剩。仅仅强调高端化升级是把产业升级引入不归的歧途。因为，如果制造业升级不是瞄准全球40亿中低收入者的大众市场，而是去做1亿高收入人口的小众市场，一方面我们将过早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正面的较量和竞争，凭中国企业现有的技术实力、管理实力、资本实力等，我们不一定有胜算的把握；另一方面，丢掉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去做我们没有的比较优势的事情，也不符合经济学理性。因此转向新的经济全球化，一是制造业升级要更多地体现为生产率的提升，根本目标是通过生产率上升抵消综合成本上升趋势，与竞争对手比试低成本效率；二是在生产率上升的基础上，以性价比优势占据世界中低端收入者市场，并以此为主要的产业升级目标；三是要把一部分由于生产率提升而转移出来劳动力，经过国家引导的职业培训后进入各类服务业，利用成本优势发展质优价廉的服务业，同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发展服务贸易，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抢占世界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从理论上看，以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目标进行产业升级，会对服务业占比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它会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从而对服务需求提高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即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出口比例高，因此又会通过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增加制造品的出口比重，同时抑制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因此，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服务业占比提升的综合效应，我们并不能事先给予确定，而要看这两个效应在一定时期内的孰强孰弱。在目前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问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生产率的上升幅度不能抵消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势头。这一趋势抑制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同时收入的超前化增长使本地化的服务业消费和内需得以扩大，反而使服务业占比得到了迅速的上升。但是这一趋势对中国服务业进入全球的竞争力有负面的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提升产业生产率。
针对我国已经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期的趋势，目前一些理论和政策对此存在误判。如某些理论将服务业高速发展与金融危机内在地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本国“去工业化”后服务业的高度繁荣所引起的。此观点对面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的中国危害甚大。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一是与搞制造业还是搞服务业没有任何关系，制造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也会发生金融危机；二是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无关，只要是资本，一定是趋利的，不趋利就变成了慈善事业。总的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主要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机制的不良设计和失控的运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种把实体经济等同于制造业、把服务业等同于虚拟经济的政策取向和做法，就是上述认识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把制造业界定为实体经济，认为反危机政策就是要全力发展制造业，同时认为服务业是虚拟经济必须抑制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出都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有形与无形，而非实体与虚拟。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区分，要看这个部门的“杠杆率”运用水平，经验证明，杠杆率大于20倍，一般就是泡沫经济，即使是生姜、大蒜等产品，也会变成泡沫经济。因此服务业不一定就是虚拟经济，同样，制造业利用的“杠杆率”过高，产能发展过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把资源错误地引导到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将会导致下一轮严重的经济风险。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强调制造业重要，就走向轻薄服务业。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服务业过度金融化。我国新一轮的稳增长政策如果把资源重新砸向产能过剩的制造行业，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风险。其实如果把资源投向同样具有实体经济性质的现代服务业，更能实现稳増长、调结构与促民生相结合。
服务业发展也要开放化，也要像制造业一样利用全球分工。当今世界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显示出服务业不仅具有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强烈的全球化倾向，也显示出开放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自2000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飞速发展。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已经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货物贸易急剧萎缩，但是服务贸易额却逆势上涨，表现十分亮眼，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几近饱和，但服务贸易却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在“十二五”期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超过13.6%，位居世界第二。其中，中国的服务进口贸易额从1982年的20.24亿美元飙升至2375.76亿美元，足足增长了117.38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景气状况和服务业发展的“风向标”，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人们现在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各国对商品的购买力降低，全球服务贸易还会不会成为接替商品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的动力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忽视服务贸易在全球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是不可容忍的。关注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丰富服务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时还能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向以及未来服务业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属于全球经济最新的研究课题，在学界尚没有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统一结论。主要的研究团队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服务贸易与就业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研究相对不足，本书弥补了相关领域不足。由于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支撑作用有限，因此对于外部的服务要素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要素的需求极为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服务贸易可以引进技术和知识含量更高的高端服务品，弥补我国产业结构扭曲诱发的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为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陈启斐博士的这本《进口服务贸易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发展》的著作，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而出版的。在研究中，我鼓励他在开放经济中，研究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他据此分析的服务外包、技术溢出和创新等方面问题，体现了较深厚的学术功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的主要特色有：
第一，从视角上，将全球技术扩散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指出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是全球技术进步新的途径之一，从而将基于货物贸易的理论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
第二，从理论上，将发展中国家在创新领域的问题，转化为通过发展服务外包进行再创新的命题，进而提出了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新的路径和战略选择，突破主流经济学关于产业升级途径的论述。
第三，从方法上说，该书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全球服务贸易数据推到出服务外包新的测度方法，为定量分析服务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
近二十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通过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逐步扩展到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是培养一批优秀的学术新秀。尤其是，今年成立的智库性质的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更是致力于将理论成果应用于解决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初步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社会反响。陈启斐博士的新作，正是将产业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相结合，基于“全球化、融合化和本地化”的研究范式将产业创新问题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在该书出版之际，我向大家推荐这本新作，希望该书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对产业经济学学科创新有点边际贡献，对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有所启迪，对他的成长有所激励。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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