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的产业政策方面的药方引起了广泛注意和争论，具体的药方见《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我的看法是，相关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是非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
我和林毅夫去年下半年从理论层面对产业政策争论了许多，现在来看看具体实际问题。林毅夫就吉林的发展提出了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报告中也提了许多其他建议，即使那些建议都是正确的，只要有一个政策建议不妥，人们往往就会对整个报告的科学性、严肃性、可操作性打上问号）。
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我对这个轻工业产业政策的看法是，这个政策无论是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还是从改革及其治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有问题。大致看法如下。
1）信息。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之所以要分散决策，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由于市场信息难以被少数人掌握。
2）外部性。轻工业行业有外部性？需要政府去干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都认为政府需要用规制（间接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难道不应该主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反而需要政府去扶持？
3）激励。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吗？有企业家会跑到东北去投资设厂？
4）效率。既然信息和激励都有问题，效率能高到哪里去？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况且对一个正外部性不大的行业进行扶持，效果会大吗？
5）公平。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即使能决定，为什么给他而不给我？这公平吗？尽量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6）风险。说话容易成事难，当然，我们可以等到一定时间让事实说话，谁对谁非，但问题是风险和后果谁来承担？不像个人和民企决策，风险和收益都是你自己的，一般不会影响大局。而给政府做具体建议，提出具体产业政策，不像理论探讨，是要具体实施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因为政府政策一旦出错，其影响是全面和长远的。所以，应该有风险意识和防火墙意识，让政府尽量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提出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这是我一直的看法，并且落实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
比如，对我们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的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项目，我们定的一个准则就是，原则上不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只是进行风险评估的情景分析、反事实分析、政策模拟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量化和历史三位一体的科学分析依据，而不是给具体建议。所以，我们报告每期的副标题都是“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治理”。
7）改革和治理。林毅夫领衔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基本没有强调改革、体制机制的问题。报告提供了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并认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
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不创造一个基本、基础的元制度环境，是很难产生出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毁灭式创新的。中国经济近些年的下滑，关键是改革不到位。我们的理论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经济增长相差好几个百分点。其实，经济失衡只是表象。改革若不去触动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就会出现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指导。对东北更是如此。这就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
从而，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大大有能、有为；而在具体经济活动方面，特别竞争性行业方面，要大大地无为，要无为而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极度重要的原因就是松绑放权的改革，从而让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所以，政府的基本定位就只能是有能的有限政府，而不是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这是我和林毅夫教授之间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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