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 21:50:18 经济学家圈

1981年12月,李克强与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合影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

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

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

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

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

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北大能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执教已属幸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向学生讲授知识,而且和学生们一起去用心体会真知的含义。从而使这座古老的学府可以保持其动人的风采。

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

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并非是自然界独有的道理,海之所以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聪明才智,能不创造出辉煌吗?

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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