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金融论衡》是《金融论衡》的姊妹篇，是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版的新著。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篇是关于经典理论，包括逆周期理论和流动冲击的短缺经济学解释；第二篇是关于金融理论，包括影子银行、金融改革和创新等；第三篇是关于银行发展模式，包括对金控平台的思考、银行目标异化的见解、中小微及农村银行困境的思考、零售银行转型思考；第四篇是关于货币，包括货币政策的解读、国际货币体系的解读、抑制卢布坠落的建议等；第五篇是关于新制度，包括新科技助推新金融、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思考，以及互联网金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内容丰富，见地深刻。《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四连续刊登《新金融论衡》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第三篇·关于银行发展模式：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困境与银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刘珺认为，中小微金融的困境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缺失。信息中的公开信息并不是最关键的，最为重要的是非常规性信息，非常规性信息的时效性和深度价值超过常规信息，讲究社会传承的“乡土中国非常规信息金融圈”很适合孕育小微金融、村镇金融、社区金融等机构。他指出，市场的本质是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多元化和差异化，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弊端在于每家银行都想是全国性的、综合性的，没有只服务于社区的社区银行，商业银行全部国际化，甚至全国性网络构建有悖于服务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初衷。不仅金融改革中的乡土牌没打好，而且目标设计也开始异化，致使银行体系出现结构性缺陷。不仅银行体系的层级结构不完善，而且激励机制也跑偏。矫正目标的异化势在必行，操作性的激励机制和过程监督机制很重要。
以下为节选内容：
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困境源于以下三点：资金的可获得性、风险的可管理性及信息的质量。资金获得是结果，风险管控是过程，信息质量是前提条件，而且，信息质量是重中之重。信息质量的本质要求是信息对称，信息不对称造成猜忌，提高博弈成本，削弱信息质量，腐蚀信用价值，由此，中小微金融的困境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缺失。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信息占有优势的一方经常会做出“败德行为”，信息占有劣势的一方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因此，必须设计最优的市场机制方案来防止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由于人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反映，因而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人们心理活动的“屏蔽性”造成的。
信息中的公开信息并不是最关键的，即便是财务、市场、行业信息均有一定的方式可获得、可分析，最为重要的是非常规性信息。非常规性信息是指不定期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其随机性较大，如从社会交往、公共活动、新闻媒体及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获得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系统性不如常规信息，但时效性和深度价值超过常规信息。诸如某些银行总结的“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和“新三表”（水表、电表、海关报表）的价值就超过“老三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而这些非常规信息有极强的地域性，又极具个性。如果是这样，服务这些客户的金融机构就应该是区域性、社区性的，熟悉客户、熟悉当地市场，并且组织结构为单元制或至多两层的“管理行—经营行”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布局专业化的管理半径和服务半径。
姑且将上述“理论”叫做“非常规信息金融学”，这其中的道理与费孝通先生说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在组合成“乡土中国”的千千万万典型的“熟人社会”的生活社区里，人们特别讲究社会传承，讲究“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讲究有别于“人治”和“法治”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礼治”，而且，人们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熟悉相互的心理、脾气和家底，渐渐地，“熟人社会”也因此而潜移默化成一种“自动知晓非常规信息”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非常规信息并不需要严格的统计报表，大家凭良心办事，不会因为一时的“私”而丧失在这个群体中长时期累积的信用口碑。
如此土洋结合的“乡土中国非常规信息金融圈”很适合孕育小微金融、村镇金融、社区金融等机构，而如此的乡土中国小微金融的星星点点又完全可以成为全国性金融大厦的小石子。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国外的做法。在美国，商业银行大体分为5个层次，按经营规模由大到小依次是跨国银行、全国性银行、超级区域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社区银行。社区银行都是些规模较小，资产不超过10亿美元的银行。根据2012年的数据，美国社区银行约有7500家，占商业银行总数的90%；员工约26万人，资产总额约8806亿美元，负债总额约8000亿美元，所有者权益806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商业银行的19.1%、13.1%、13.2%和13.5%。社区银行由于规模小，因而分支机构也少，2012年平均为3.6个（含总行），最多的在10个左右，分布在当地，很少跨州经营。社区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及个人小客户服务，决策灵活、服务周到、贴近客户。社区银行最大的优势是获取非常规信息，社区银行的员工通常十分熟悉本地市场，这对开展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十分重要。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大银行而言较小，风险识别能力较强，这使社区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盈利空间。社区银行在美国最大的优势恰好就是彻底的本土化，借用费孝通先生的概念即“乡土美国”。
美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但也未必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借鉴。我国的金融机构多为“全国性”，至少是“区域性”，鲜有真正的本地银行，“社区银行”也是概念性的，只不过是商业银行扩充分支网点而冠之的“新名头”。社区银行就是一个银行，服务于社区，也只服务于社区。若以此为标准，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弊端一目了然。每家银行都想是全国性的、综合性的，每家都想扩大规模、提升影响，就连村镇银行都想增开分行，都想进城。而现在的综合化商业银行都强调集约化管理，客户、风险、信息等都实行“大集中”、“大数据”、“云计算”，若如此，从产品、资金、风险定价、授信管理如何整齐划一地制定出既符合统一标准又兼顾东南西北的中小微及农村金融服务方案呢？市场的本质是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多元化和差异化。我们不能全部穿中山装，需要西装、需要运动装，也需要民族服装，而当农民下地干活时也需要土布装。
据此，又与中医有了一定的相互借鉴。中小微及农村金融服务与中医一样的道理是，中医国际化是个“伪概念”，草药具有地域性，其成分由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而且人的生物特质也不一样。商业银行全部国际化，甚至全国性网络构建有悖于服务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初衷。中医的本土性原理恰是中小微及农村金融发展及治理的药方。
不仅金融改革中的乡土牌没打好，而且目标设计也开始异化，致使银行体系出现结构性缺陷。不仅银行体系的层级结构不完善，而且激励机制也跑偏。
矫正目标的异化势在必行。行为主义经济学认为，决策者的偏好是多样的、可变的，他们的偏好经常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决策者对所有可得到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因此，在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目标本身反倒显得不是很重要，操作性的激励机制和过程监督机制很重要。
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高管的薪酬安排被认为助长了过于冒险的投资行为，是酿成危机的因素之一。当银行高管们赚得盆满钵满后，政府却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陷入危机的银行，这引起了公愤。欧盟规定银行业以现金形式发放的红利不得超过总额的30%，数额特别巨大的限制在20%以内。同时，今后所有现金红利的发放都将取决于银行的投资表现，如果表现不佳，可以不予发放现金红利。美国奥巴马也用“限薪令”整治华尔街“肥猫”，对那些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禁止其给高管的奖金超过总薪酬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官员正在考虑各种选择，包括动用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来限制银行向员工支付薪酬，以及对其进行道德劝戒等。
银行高管的薪酬安排是激励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核心部分跑偏，那么整个银行体系的激励机制也会走样，风险管理过程就会失去合理控制，最终的结构性缺陷就是必然。如此，合理安排银行体系的激励制度即拿住了“蛇”的“七寸”。
编辑 包倩文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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