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业务创新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文为金融理论和金融史专家孔祥毅教授撰写的“明清中国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专题系列文章第篇，回顾中国在明清时期发生的伟大的金融革命，品味我们祖先的那场金融革命的背景、演变，原文选自《金融博览》。

孔祥毅，1941年出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商业部部级优秀专家。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商业联合会高级顾问。

以下为节选全文：

明清中国货币商人创造了多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这是与他们的业务创新同时进行的，是明清商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明朝中后期，货币商人已经经营货币兑换、货币借贷等业务，有的也兼做一点汇兑业务。到清代，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几朝，货币商人的金融业务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而迅速发展，已呈“满园春色关不住”之势，开始走向近代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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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兑换贷款融资

明代新的金融机构是钱庄，它们主要是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历史上，银行业一般都从货币兑换业务开始，中外如此。因为商品交易最初遇到的问题便是货币杂乱，不便交易，需要兑换服务。货币兑换业务的发展，使货币商人集中了大量钱财，有了对熟悉的客户提供贷款的可能，渐渐地贷款越来越多。

清代，在当铺、钱庄之外，又有账庄、印局、票号等机构，都向社会提供借贷。它们的贷款对象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候选官吏和政府机构。据《明实录·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六正德四年正月记载：“先是，诸司官朝觐至京，畏觐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贿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家，复任之日，取官库之贮倍偿之，其名为‘京债’。”也就是“官吏债”。

除“京债”外，票号还直接为清政府和各省地方官府融资，如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因为“征兵购械，需款浩繁”，户部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100万两，备充饷需。接着户部制定《息借商款章程》，要各省息借商款，解部备用，汉口日昌票号曾为湖北省提供借款140万两，广州源丰润票号为政府提供借款10万两，江西则由蔚长厚、天顺祥两票号存储汇交，立摺计数。另一种是商人。各地商人不仅活跃于当地集市与城镇贸易，更重要的是异地贩运贸易越走越远，越做越大，支付手段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货币融资与信用需求越来越突出。当时金融机构放款多为信用放款，偶有担保放款，抵押放款更是少见。信用放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对借款人的信用熟悉，所以账庄、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经常派出“跑街”，主动发现客户。如果对客户的信用不能把握，货币商人常常采取两种办法化解信贷风险：一是介绍放款，即由借款人寻找一位金融机构熟悉的有信誉的商号出面介绍，保证借款人到期履约，借款人到期不能履约时介绍人承担经济责任，相当于现在的担保贷款；二是抵押放款，借款人将自己的贵重物品抵押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放款利息高低不等，票号利息低于钱庄、账局，通常月息3～5厘。

但是，早期货币商人的存款业务并不发达，有钱人把自己的钱交给不相识的人保管是不放心的。存款业务发展迟于贷款业务的发展，似乎是中外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16～17世纪，英国伦敦商民不把钱存在金融机构，而是放在坚固的伦敦塔，以获得政府保护，谁知1640年政府竟挪用了这些存款，所以人们普遍喜欢私藏。18世纪，在中国，也只有资本雄厚、规模较大的钱庄、银号，才有人敢于存款。19世纪，票号存款业务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企业，其存款中商款较少，官款较多。原因在于官款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政府公款，多为上解款项，上解多请票号汇兑，不足数额常常请票号垫汇，故将公款存于票号甚为方便；另一种是官员个人私蓄，由于票号资本雄厚，存款安全，官吏调动比较频繁，无论迁至何地，票号都可以通过广布各地的分支机构随时汇转，在转任时若遇旅费短缺，票号亦可随时予以借款支持，此种便利，使官吏与票号的关系甚为密切。票号吸收个人存款时，一般只写一凭折，按月计息，月息2～4厘不等。存款分定期与活期两种，定期有3 月、6 月、1 年等几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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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汇逆汇抽疲转快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异地款项汇兑的要求，但均为有异地分支机构的殷实商号兼办。清代北方统一，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异地汇款需求增加，但各地用来权衡银两轻重的平砝并不统一，官衡有库平、关平、漕平等，市衡则各地区各行业自立标准，名目繁多，往往一个商埠就有几十种平砝。票号办理异地银两汇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平砝之间的差异问题。为此，票号商人创置了自己的天平砝码，简称“本平”，与各地平砝折合，固定比率，不仅便利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开展，而且使其总分号账务的记录及汇总有了一个统一的单位，便于及时掌握资产、负债情况，解决了记账核算的技术障碍，成为票号的记账货币。

票号异地款项汇兑，最初只有顺汇，甲地先收款，乙地后付出。后来发现有的分号收汇多，库存现银亦多；有的分号付汇多，库存现银常常短缺，甚至不能付汇。为了平衡现银摆布，他们创造了“逆汇”，改变先收汇后付汇的顺序，由乙地分号主动联系需要在甲地购货的客户，允其在甲地先付出、乙地后收进，谓之“逆汇”，亦称“倒汇”。当时的《东方杂志》称，“中国此种汇兑，向所未有，至近年与外国通商，关系密切，内地市场间之贸易随之而盛，汇兑之种类不得不因之变化。……倒汇之手续亦别无烦累……有信用之商人立一汇票，交于票号，票号即买取之，送交收汇地之支店，索取现金。”逆汇的意义不仅仅是平衡现银布局，同时也是存款、放款、汇款的结合，能够扩大利润来源。如果是甲地分号先付款，乙地分号后收款，是汇兑与贷款结合；如果是乙地分号先收款，甲地分号后付款，是汇兑与存款结合。此种逆汇，不仅收取汇费，还计利息。这种财务创新，一方面满足了商人异地采购急需款项的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票号资金闲置，增加了利润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异地现银调动运送的麻烦，是票号“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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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票代银票据流通

明清社会通用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常常由于货币供应不足，使商号流动资金短缺，商人们只有依靠“信用贷货”和“信用贷款”来解决。信用贷货就是商品赊销，空口无凭，需要立约为凭，创造了商业票据融资制度。信用贷款是向钱庄、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贷款。商人所使用的票据因出票程序与兑付方式不同，种类较多。清代前期的票据，大概是由于晋商最为活跃的原因，在山西流通的票据花样最多，有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期贴等等，大大缓解了流通中货币数量不足与商品流通发展的矛盾。票据有一定的期限，未到期之前不能兑付，但是可以由持票人背书转让。除背书转让外，有的也可以提前支取，但是持票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作为贴费。票号的汇兑有见票即付或见票过几日再付两种，如果汇票已到，而商定的兑付时间未到，则不能提款，如果一定要提前支取，就交纳一定的贴费，犹如今天的票据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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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结算银行清算

大体在17～18世纪，中国金融业已经有了转账结算、银行轧差清算的金融技术。最早的转账结算由山西货币商人首创。一般是付款商号开出凭帖，相当于支票，持票人可以转账，亦可以提现，现款限期在一月以内的又叫“点个儿现银”。假如商号甲无钱购货，经与钱庄乙商议，允许代理，商号甲便可以向商号丁购货，商号丁与钱庄丙有往来，钱庄乙便通知钱庄丙，声明商号甲已有存款，商号丁便可以放心地发货，无需现款，仅在甲、乙、丙、丁之间划拨转账。但这种凭帖，只能相互间辗转划拨，不可提现。

转账结算的结果，形成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进行银行间债权债务清算。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系统内清算，如票号各地分支机构把相互之间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汇兑差额，以“月清、年结”两种账，向总号报账，月账、年账均以“收汇”和“交汇”两项分列，既有细数，又有合计数，分别按与各分号和总号业务清列。总号收到报来的清账，核对无误后，将“月清”收汇和交汇差额分别记入各分号与总号的往来账，收大于交，差额为分号收存总号款项数，交大于收，差额为总号短欠分号款项数，互不计息。全号实行统一核算。这种办法是现代银行清算相互轧差办法之源。

第二种是各金融机构债权债务清偿，钱业商会规定定期“订卯”，相互冲销，差额清结。“订卯”由钱业商会组织，具体做法是，在规定时间，各钱商齐集钱业商会，“会同总领，举行总核对”，相互轧差。“如甲号以过拨结果存有乙号之款，乙号不愿存放，则提出另兑丙号收存，甲号如无实现指向，可以转拨别号，则本标骡期（月标），营业立呈险象”，即出现信用危险，各金融机构就拒绝与之往来。所以，金融机构放款多，收款少，不良资产过多，不能诚信经营，在订卯时周转不灵，无法应付，往往因之倒闭。因而在订卯以前，收付银钱项目，必须有切实的抵备，保持信用。而且，在订卯时相互核对账目，发现错误，比如空过账目，核对出来以后，还可以收回，不生效力，谓之回账。如果登账疏忽，找不到错付原因，则不可回账，其损失自然由登账疏忽者负责。当然，拨兑账款也有“面拨”，即当事人直接到钱庄当面通知转账。一般面拨是不能回账的。16世纪意大利商人的转账结算，最初只有面拨，亦无回账之习惯。订卯的意义，在于使金融机构每月轧实一次债权债务，可以预防随意转拨，外强内空，资不抵债，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一种方法。银行间清算以白银十两或制钱十吊为起点，以下则是现银现钱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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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市场调剂头寸

清代金融机构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交易市场，与转账结算制度基本同时出现。《绥远通志稿》说，“为便利计，故有钱市之设，按市面之需要，定银分及汇水之价格，自昔至今，一仍旧贯。……每年经由绥省输出货物，贸易总额不下二千余万两，汇兑频繁，金融流通，钱市发达。”当时，“商家买卖银钱，向例均在市口交易，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不论以钱易银，以银易钱，均系实现行市，逐日报告官厅备查，各钱行抽收牙佣，均遵章领有部颁牙帖，入民国后，相沿未改，谓之钱市”。货币商人在这里相互拆借，调剂头寸。

这项工作的组织，由金融业行会负责。在归化城就是宝丰社。《绥远通志稿》记载：“清代归化城商贾有十二行，相传由都统丹津从山西北京招致而来，成立市面商业。……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社之组设起于何时，今无可考，在有清一代始终为商业金融之总汇。”

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可见金融业行会已经能够控制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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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代理货币掉期

清代货币商人特别是资本雄厚、信誉卓著的票号，业务不断开拓创新，至、19 世纪后半期，已经开始办理委托代理业务，如代办捐纳印结、代理地方官府金库等中间业务。钱庄、银号也常常办理为客户代收货款、代垫税款、代发股票债券等中间业务。

代办捐纳筹款。太平天国进占南京后，切断了清政府南方诸省的税收收入上解，政府收入锐减，支出剧增，为解财政之困，最后想出了卖官鬻爵，捐纳筹饷的办法。当时规定捐官纳银，在省则交省库，在京则交户部，省库缴户部或其他用款地点，因为票号垄断异地款项汇兑，此项业务亦由票号办理。票号利用分支机构的便利，招揽捐纳事项，代办甚至代垫捐款汇兑，同时代办捐官手续文书诸事宜，票号遂成为清政府捐纳筹款的代办机构。

代理地方金库。清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也办有官钱局，但票号抓住捐纳筹饷为政府融资的机遇，拓展自己的业务，步步深入，逐步代理地方财政金库。最初仅仅是少数省关，以后相互效尤，大多交由票号代理。当时《申报》评论说：“无论交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1900 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出北京，经太原时住山西巡抚衙门，慈禧宴请驻太原各票号经理，并请求借款。大德恒票号慷慨应允借银四十万两，各票号全力承办皇帝太后西逃财政事务。

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1898 年，清政府以盐税为担保，发行“昭信股票”，并把推销股票的任务交给了百川通、新泰厚、志成信、存义公、永隆泰5 家票号和恒和、恒典、恒利、恒源4 家钱庄。当时在京城的48 家票号，每家认购股票1 万两，共计48 万两。但由于流弊太多，社会抨击，股票被迫在同年停止了发行。其他钱庄、银号亦有代办企业股票的事项。

货币掉期业务萌芽。19 世纪80～90 年代，货币市场和汇兑行市出现后，即因各地白银成色和平砝不同，付款地点不同，汇票在交易中出现了价格差异，汇兑行市围绕各地白银价差、银根松紧，在平价加减汇费的范围内浮动。票号业务记录中有“贴咱”和“贴伊”等项目，当是票号在做白银的“调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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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局标期信约公履

商品交易与金融交易中的债权债务清偿，像如今的“三角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货币商人创造了通过“过标”实现经济合约公履的制度。商会根据镖局押运商品与现银的距离远近，决定各地标期时日，再按照标期的时间长短和标内标外的信用合约，决定利率高低，称为标利。标期有年标，季标( 一年内有春标、夏标、秋标、冬标四标)，月标（亦称骡标）之分。

到达标期，谓之“过标”，仍由会馆或商会负责。那天，运载现银的标车到达，一般是在下午时分，夕阳西斜，押解现银的镖车接近城门时，便鸣火枪一声，赶车人高扬长鞭，人欢马叫，高喊而入，络绎不绝。商会组织商号和金融机构筹措资金，聘请梨园优伶到城中的财神庙或关帝庙唱戏三天，娱乐庆贺，并祈求神灵保佑，发财致富，吉利平安。随后在三天之内清偿债务，第一天清偿银两债务，第二天清偿制钱债务，第三天金融业相互轧差清算，到此“过标”即算结束。标期来临，犹如“过节”，亦如“过关”，关系到所有商号资金供求和资产负债能否平衡，是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金融业或者一般商号无不重视。不论是信用贷货，还是信用贷款、介绍贷款，其货款清偿和借贷，都按约定标期履行清债之责任。至标而不能履行清偿债务者，谓之“顶标”，一经顶标，债权者立刻停止再借再赊，没有人与之交往，就可能成为倒闭之商号。但是居民住户赊欠商家之账，则于标后逐渐清收，不以过标之日为严限。民户欠项，每到过标，多数先付半数，等到年终，才全部清偿。商人对住户之所以能够这样宽松，主要是由于商号采购办货付款期限较长，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现银交付的标期，最初是由于山西商人对蒙古和俄罗斯贸易引起的。因为对蒙古、俄罗斯贸易的中心在外蒙古的库伦，而长城关口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是通往库伦和乌里亚苏台、新疆等西北方向的关口。在口外交易，以货易货，依靠东口、西口的金融机构为之融通，贩运商人相互订立合同，每年总结账一次，以镖局运送现银交付，因此有一年一次的标期，按返程标建立归标。另外有些商人不出库伦贸易，仅从内地运货到东口、西口，期限较短，那么归还现银的标期，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标。简言之，标期是中国北方社会信约的公履期。

票号、账局商人的借贷利息，随制钱银两、标期长短、信用高低等不同差别较大。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无息借垫。商号与住户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谓之“浮事”。金融机构对于“浮事”, 一般都要付息，存入银两利率高，存入制钱利率低。各商号平时在钱庄支付银钱，如果发生欠项，即出现透支，可以在月底清偿，月内透支可以免加利息，如果拖至下月，必须支付利息。第二，满加利。商号和住户在金融机构的“浮事”，如果遇到季标、月标，本商号存款不足支付，必须向金融机构借用银两，此时利息较高，要在既定的银两借贷利率基础之上临时议加若干，谓之满加利。由于市场银根经常变动，某季标内的3 个月中，每日有每日的满加利行市，甚至每日有早、午、晚三次行市。满加利的高低，每天都由银行业商会决定，既随距离标期远近有升降，也按市场银根松紧而涨落。比如，秋冬粮食上市，需要款项紧急，市面上资金紧张，但归标时间临近，故满加利并不因此而降低；春季银根松，款项需求比较少，虽标期还比较远，可是满加利反而低。可见，名义上满加利是以借款时间为期限，实际上是按标归现为标准。第三，长年利。长年利因为是跨标的，每标标利都会有些变化，要考虑到年内标利的实际情况，所以要重新开出，并不固定。第四，月息。月息也是按标开盘，归还期限以标期为准。第五，短期利。短期利息计算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当地粮标确定，粮标20 天为一期，所以短期利以20 天为限。这期间如果某日没有交易则停开利率，那么商号借款利率就按前一天行市执行。另一种是按5 天、10 天、15 天、20 天确定利率，也有按一二天确定利率的。

纵观清代借贷利率高低涨落，一般决定于以下因素：一是银根松紧不同，银根愈紧则满加利率愈高；二是标期内外不同，标内利率低，标外利率高；三是银钱借贷不同，银两借贷利率高，制钱借贷利率低；四是商号住户不同，住户欠款按标清偿归还并不严格，但年底必清，利率不变，商号则以月或者以标清偿，越标加息，商号利重而住户利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