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层面的发展和变革不仅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内部元素的重构和演变，同时还会将这些变化投射到实体经济中来，从而使宏观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使整个金融体系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大量的金融交易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层面上展开而不需要实体经济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存在的根本基础依然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结面”上（更确切地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依然需要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去寻找合适的实现形式。这意味着，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既反映着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还会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一个庞大的自我运行体系，从而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使实体经济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以下片段节选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禀赋”与有效边界》一节。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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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政府与市场：理论和政策逻辑的演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历经了数个世纪的争论和实践。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开始，经过17-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30-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说，并为不同的国家所采纳。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在这部奠基性的经济学巨著中，斯密抨击了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全面阐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指出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和竞争的市场是自由经济制度的三大要素，也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斯密认为，只要给予经济活动完全的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的职能被界定为一个好的“守夜人”，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支配了欧美国家一百多年，直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止。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产出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调节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Say’s Law）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的就业。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之上，凯恩斯主张积极的国家调节和政府干预，即通过有意识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以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和提高总就业水平。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成为“大萧条”阴影笼罩下的一道曙光，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开启了20世纪30-60年代的“凯恩斯时代”。凯恩斯主义理论促进了政府职能扩张和规模扩大，成为当时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次第陷入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经济出现“滞胀”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和通货膨胀率均达到了两位数。失意的经济表现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最终促发了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根本变革。在经济领域，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渐成主流，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先后兴起，他们将“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和政策失灵，力图全面复兴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以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为标志，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政策逻辑彻底取代了之前的国家干预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成为反税收、反监管和反政府保守主义这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代言人。
“撒切尔-里根革命”改变了市场与政府的分界线，在收缩后者边界的同时，扩大了前者的领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激进版本中，市场被认为永远是正确和高效的——如果市场偏离了理智观察者所认为适当的区间，那么这个观察者必须谦恭地承认，这些不合意的现象必定源于自己认识上的局限和疏忽，而不是市场本身出现了问题。这种对市场近乎信仰的崇拜，反映在政策规则上是对“规则”的强烈偏好和对“相机选择”的约束与限制，因为后者不仅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
从经济表现来看，“撒切尔新政”和“里根革命”确实在治理“滞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的11年间，英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81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超过3%，仅次于同期的日本。同样，在美国，自里根执政以来，经济也持续回升，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8%降至1987年的3%，失业率则从1983年的9.6%降至1989年的5.3%，创下1973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经济增长率则在1984年创出了6.8%的战后之最。随着英美等国走出“滞胀”阴影并交出优良的“经济成绩单”，新自由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思维。在这一背景下，“华盛顿共识”于1989年应运而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理论“浓缩”，“华盛顿共识”倡导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方案，其核心是要限制政府的活动，最终由市场的力量全面取而代之。
然而，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理论却接连遭遇了实践的尴尬，拉美和亚洲等国先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开始遭到质疑和批评。而与此同时，一批仍然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运用大量模型和实证分析，阐明了货币的非中性，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的粘性，并通过构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而发展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在吸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实践各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理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的政策主张也相对更为温和，他们认为，通过“适度”的国家干预来调节总需求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有效的。
1997年，世界银行在其当年的“发展报告”中，基于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效政府”的概念。该报告指出，除非在特定的领域中证明政府干预会更有效率之外，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当私人部门能够正常运作时，政府就应当放手；当私人部门失败或者不适宜时，政府就应当接手。在私人部门力所难及的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以保障基础教育、基础设施、人口控制、贫困救济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当市场缺乏时，政府应当培育市场，为市场成长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约束。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不应当长期扭曲市场信号。此外，政府的干预应当简单、透明、遵循规律，而不是由官员任意决定。总体来看，相对于主张限制政府作用的“有限政府”概念，世界银行提出的“有效政府”概念在理论上可以看做是新凯恩斯主义关于“适度政府干预”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内生化”了政府因素。
编辑 邹娴静 肖子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