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层面的发展和变革不仅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内部元素的重构和演变，同时还会将这些变化投射到实体经济中来，从而使宏观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使整个金融体系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大量的金融交易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层面上展开而不需要实体经济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存在的根本基础依然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结面”上（更确切地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依然需要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去寻找合适的实现形式。这意味着，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既反映着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还会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一个庞大的自我运行体系，从而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使实体经济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以下片段节选于《“大金融”框架下的中国金融发展》一节。
以下为节选全文：
“6.1.1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
如第一章所述，从一个较长时期对主要大国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自18世纪后期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五次长周期，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新兴产业发展，进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往往会诞生集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金融优势于一身的新兴超级大国。
根据熊彼特的长波理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大致已经经历了五个长周期。若以经济和产业领域内的重大事件作为区间划分，这五个长周期分别是：
●工业革命（1771年）
●蒸汽机与铁路时代（1829年）
●钢铁、电力与重工程时代（1875年） （1873年是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
●石油、汽车与量产时代（1908年） （1929-1932是世界经济第二次大萧条）
●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
根据上述理论推算，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转折点，第六个长波即将展开。事实上，如果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危机后的金融发展应该充分体现其战略定位，通过支持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和金融崛起的战略需要。
根据大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长期规律，在未来40年，中国的金融发展要结合“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周期”、“国家经济崛起周期”和“货币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中国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复兴和货币金融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如图6-1所示，我们将上述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同步崛起的整体蓝图称为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长三周期战略框架”。
客观地看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人口和制度红利的效应逐渐减弱，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承载压力不断增大，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调整恢复期，中国在传统模式下的高增长态势很难长期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未来的5-10年，中国将面临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路径必须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并充分体现其战略导向。
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的金融发展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定位：一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体现保障功能；二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体现发展功能；三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货币和金融产业的崛起，体现支撑功能。基于上述战略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双轮驱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6.1.2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导论中我们已经阐明，对应于“大金融”命题的三大基本内涵，中国的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以下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特有的“国家禀赋”。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大金融”命题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型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总结全球主要国家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全面总结和梳理出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整体蓝图和实践路径设计的基本理论依据。
其次，从价值基础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树立扎根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共同稳定和共同发展，只有将资产增值、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基础之上，才能通过惠及民众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经济复兴。
再次，从实践基础来看，在金融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既要遵循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切实立足于自身的“国家禀赋”，只有将全球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效结合，才能在实践中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模式和制度框架。
总体来看，上述三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开放条件下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观的核心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的关键要点在于通过将理论的有效性、价值的真实性和实践的务实性紧密结合，全面塑造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整体框架。从逻辑联结的角度来看，基于“大金融”命题的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观可由图6-2表示。
编辑 邹娴静 肖子琛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