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拿到梦寐以求的新闻记者证，是在1998年1月。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本绿皮证件的样子，23岁的我对能加入这个行业倍感荣幸。
文字的征程开始了。从23岁到30岁，我先后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央视、《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做记者，发表了超过100万字的作品，直到7年后转型为编辑。有人说，记者的稿子是用脚写出来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稿子是用脑子写出来的。
当然，你使用的工具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你是个普通记者，还是个全媒体记者。
文|知名媒体人 吴晨光，原载于NewMedia联盟（newmedia）
文字的征程开始了。从23岁到30岁，我先后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央视、《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做记者，发表了超过100万字的作品，直到7年后转型为编辑。有人说，记者的稿子是用脚写出来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稿子是用脑子写出来的。
当然，你使用的工具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你是个普通记者，还是个全媒体记者。
一
17年前我加入《中国劳动报》时，这家行业媒体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用笔写稿。当时，电脑已经基本普及，但 “老同志”们并不习惯键盘模式。为此，报社还有一个叫作“照排室”的机构，负责将手写稿件录入计算机是它的职能之一。只有我们几个社会招聘的年青人直接用电脑写稿，因为受到照排室美女打字员的热烈欢迎。不是因为我们颜值高（其实也不低），而是省了她的时间，有些老同志的字真的像天书。
当时，互联网接入中国也只有5年。四通利方刚刚更名为“新浪”，我的前老板张朝阳先生也揣着中国梦刚刚从美国归来。而百度还在孕育之中。所以，那时候的文章基本是原创。为了搜索资料，国家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我进入《南方周末》时，这家名报的驻京记者站就设在国图院内。
2001年，我跳槽到《中国新闻周刊》。我第一次在时任副主编的刘丰嘴里听到了一个词“姑姑”，他说那是个神奇的东西，要啥有啥。若干年后，才知道这是GOOGLE（谷歌）的在他嘴里的中文音译。得知真相后，我真的要给他跪了。搜索引擎迅速成为我的重要写作工具，还包括电子邮件——它让稿件的瞬间传递成为可能。
至今，我也还保存着当年的几十个采访本，以及当年的录音笔。我总结过采访本的使用方式——特别是大脑记忆、现场记录和录音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当时缺乏上传工具，很多精彩录音只能尘封为史，如果在今天，一定是全媒体表达中重要的素材。
没有经过这种“刀耕火种”时代的记者，可能很难体会到我们对互联网的崇拜。如果没有这根网线（信号），纸张或者广播、电视根本不可能实现全媒体。
二
转眼就是十年。2007年9月，中国发生了一桩震惊全球的造假事件，陕西农民周正龙把年画上的老虎PS到照片上，称“发现野生华南虎”。
已在《南方周末》做编辑的我，派出一名记者前往陕西安康调查。调查是南周最擅长的文体，除了事件本身之外，直击原因和背景，故称“深度报道”。问题是，作为一张周报，尽管它可以在“深入成就深度”上做文章，但消息通常会滞后好几天。记者当天拿到的很多“猛料”，在都市报和门户网站的夹击之下，第二天就变成了“剩闻”。这也搞得现场记者非常郁闷。
我决定改变这种方式，恰逢《南方周末》网刚刚上线。我与网站主编吴蔚多次沟通，决定采用这样的方式——记者按照日记体，每天发一篇消息回来，在网上刊出。然后再从消息稿里抽取最精华部分进行纵深，进行补充采访，形成调查报道后在南周纸媒上发表。
当时在假虎照现场的年轻记者，听到这个方案后非常兴奋，并顺利完成了“消息+调查”的复合式报道。这也是《南方周末》创刊23年来，第一次以“网络+纸媒”、“速度+深度”的方式报道新闻事件。
最可贵的是，记者在采访中拍摄了“深山追踪华南虎踪迹”的视频——视频在南方周末网同步播出，并被CCTV等媒体引用。文字、图片、视频，这也形成了我构想中全媒体采访的最初模式。
这位记者叫潘晓凌，现任壹读传媒副主编，分管新媒体。当年的探索、今年的归宿，这或许也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三
我试图把这种模式带到《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我离惠回京，任《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分管社会新闻及重大突发事件。当时周刊的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从总编辑秦朗到副总编辑刘新宇，包括我在内，都意识到了网络的魅力。于是在2009年，由新宇和我担纲，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部正式建立，我兼任副总编辑。
一批非常有活力的年轻人出现在新媒体编辑部，包括后来接任总监的李贤娜。在他们的探索下，今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影响力——特别是微信和微博，已经被公认为业界翘楚。
而在当时，我带领的社会新闻部也正在飞速成长期，凭着《瓮安事件调查》、《血色乌鲁木齐》、《杨佳案罗生门》等报道，我们连续三年拿下了“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这被誉为中国的普利策新闻奖。我们的团队代号“狼群”（关于狼群的更多故事，请参见《超越门户》一书下编“远去的狼群”）。
也正因为新媒体部和狼群都由我分管，我开始筹划把两个部门打通。理想的模式是，一条新闻——特别是类似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形成一个报道链条：
1.记者第一时间用周刊官方微博发出短讯，并根据事件发展实时更新微博；并由新媒体部的编辑进行推广运营。
2.根据事件发展，记者随时发回消息稿，由中国新闻周刊网进行刊载——包括图、文、视频、音频。
3.根据网站上的关注重点，形成深度报道，由《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进行刊载。
4.如拿到独家重要视频资料，由新媒体部进行编辑，形成新闻专题片在网站上刊载。
5.深度报道在当年年底集结出书。
今天看来，这些模式都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有点过时。但别忘了，这是在6年前！当时微博刚刚兴起，微信这种社交媒体还没被发明。而我和周刊的同学们，凭着对新媒体的敏感，成了中国最早的“饭否”用户。这个社交媒体当时只活跃在PC端，那时人们很少用智能手机。因为乌鲁木齐事件，言论过度自由的饭否被关，才有了新浪微博崛起的机会。饭否的两位创始人，一位现在是美团（加上大众点评）的CEO王兴，一位是一点资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
但因为内部管理问题，全媒体采访在《中国新闻周刊》社最终没有完全实现。到2011年，狼群成员基本离职，其中，最优秀的记者王婧去了《财新》杂志。她介入之时，正逢财新掌门人胡舒立投入巨资，试图打造全媒体。所以，包括王婧在内的记者们，每月要求写N篇网稿——供财新网，也要为杂志供稿。某次，当王婧在群里抱怨辛苦时，我说：“你知足吧，还没让你拍摄素材供给财新视频部门呢。今天的记者，必须是全媒体采访的全才！”
四
全媒体采访的真正实现，是在我加盟搜狐之后。2012年，我进入这家门户担任新闻总监，2013年10月被提升为总编辑。有感于在搜狐工作的3年，互联网的无穷版图在我面前次第展开。
机遇来自2014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搜狐公司掌门人张朝阳发起了一场公司史上最大最彻底的变革。我所掌管的内容部首当其冲，打破所有二级部门重新组合，按照“中央厨房生产、不同餐厅分发”的模式，在3个月内完成了一场媒体融合变革（关于搜狐媒体融合详细内容，参见《超越门户》下编第八章）。
我的人生因为这场变革跌宕起伏。回想起来，除了一个先进的理念和完美的组织构架之外，这场改革最得意的一个细节，就是搜狐新闻中心全媒体采访部的诞生。
此前，搜狐新闻中心已经成立了自己的采访部门，主要负责“新闻当事人”等深度报道的采写。我始终认为：碎片化和浅尝辄止一定不是网络的专有名词，凝练的主题、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精道的包装，以及对原因和背景的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媒体上，都会受到追捧。搜狐采访部成立之后，先后独家专访了上海法官嫖娼案独家爆料人、李天一之母梦鸽等新闻人物，作出了《陕西孕妇72小时逃亡路》、《湖南千年鸟道被谁终结》等深度调查。在2013年两会前，我们还推出了《习近平从这里走向中南海》等独家政要特稿。
如同《中国新闻周刊》的情形，这些深度报道并不能发挥采访部的全部优势。而当移动互联网逐渐成为主流渠道之时，一个特殊报道形态开始备受关注——直播。
今天，当重大事件发生——比如MH370失联、天津爆炸、抗战胜利日大阅兵时，直播已经成为APP上展示信息的重要手段。直播时的现场感和悬念，文、图、音频、短视频的报道形态组合，特别是网友可以随时参与互动，让这种报道形式备受欢迎。在搜狐网媒体融合变革之前，直播由移动媒体部负责，而深度报道由PC端的采访部负责。双方各干各的，在重大报道上无法进行资源共享。
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将两个部门合二为一。这就是后来的全媒体采访部。当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个部门工作流程如下：
1.迅速派出记者前往现场。
2.后方直播间同步启动。在记者未能发出独家报道前，使用新华社、人民网等合作媒体消息作为信息源。
3.记者抵达现场或拿到素材之后，与后方直播统筹主编、直播图文编辑进行沟通，发回现场文字、图片、短视频，特别是音频——因其不受带宽限制且现场感极强，在全媒体直播里很受网友欢迎。
4.在直播进行中，收集优质素材，形成消息稿。
5.寻找最有价值的新闻点进行纵深，形成深度报道。
6.找到核心当事人，请其到搜狐直播间进行访谈，同步栏目《新闻当事人》。
7.收集优质视频素材，制作新闻视频专题片。
8.以上内容争取在搜狐新闻客户端、手机搜狐网、搜狐网、搜狐微门户同步展示。
也就是说，搜狐全媒体采访部的记者，在重大事件面前，要使用多种“工具”及展示手段，真正做到“一鱼多吃”。后来，当“新闻当事人”的公号开创之后，微信平台也成为全媒体采访的一个组成部分。
借助着搜狐这样一个拥有上亿用户的互联网平台，全媒体采访部攻城略地。其中，马航MH370失联（一度连续直播288小时）、呼格案等报道，成为经典。当“杀人犯”呼格被平反时，这位蒙古青年的母亲拉着搜狐记者的手，放了一挂鞭炮。那洗血冤屈的噼啪声，在搜狐的直播间里被毫无删节地传递，大约100万网友观看了这次直播。三篇关于呼格的深度报道，在PC和移动端的总阅读则超过了1000万。
五
2015年5月，我和全媒体采访部主编王鹏先后离开搜狐。我到了一点资讯，在这样一个互联网入口或平台级的产品上，全媒体采访不再被需要。而王鹏转型到一家巨型互联网O2O公司出任公关媒介总监，与《中国新闻周刊》社会新闻部副主编王刚走了同样的路。
我们几人还会小聚，回忆狼群的故事，也常常总结全媒体采访的路径。从新闻一线到二线、从甲方到乙方，有些不舍。但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正如我构想、并不断实践的全媒体采访，也在成长一样。
一次，我遇到了一个朋友，她也刚刚从记者转型创业。言语中，她流露出对采访工作的不舍。我说其实不必要，因为这个行业带给你的东西，早已融入血脉：
1.那些写在纸上，或者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乃至直播页，会永远留存。它们是你工作的成果，或许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一种记录。正因为有了你的全媒体记录，才给这个国家增加了一点亮色或灰色，让公民们有了认知真相的另一个维度。如此，你有荣焉。
2. 做记者时培养的工作方式——比如对细节的观察，对原因的追问，对重要性的判断，以及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包括与人沟通的技巧，会为你的下一份工作带来诸多便利。而全媒体记者的综合能力、素材多次使用能力，以及对不同平台和表现手段的驾驭能力，也会让你在处理纷繁芜杂的事务时有条不紊。
3.还有那些曾被无数次提起“新闻理想”。虽然那张“一纸风行”的媒体已经衰落，虽然当年的偶像已经转行，虽然“理想”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品，但它毕竟伴随我们成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之事物，就算宇宙也有生有灭。只是在我们拥有之时，好好珍惜即可。我们不把它挂在嘴边，并不能证明已经将它忘怀。
版权信息本文首发于NewMedia联盟核心成员，搜狐网前总编、一点资讯现任副总裁、总编辑吴晨光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一点晨光”（yidianchenguang），原题《全媒体记者成长史》。吴晨光授权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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