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各个国家需要比过去更加准备好应对更强劲的经济和金融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政策需要在国内目标和外部稳定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作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司马亚玺译」
文章｜《中国金融》2016年第16期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1956年出生在法国巴黎，毕业于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进入法国政府担任对外贸易部部长。2007年6月，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第一位女性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在2011年法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工作议程。2011年7月5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一任总裁，成为首位担任该职务的女性。2016年2月19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选举拉加德出任总裁第二届任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清晰地表明，国际间的交互影响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我们的教训也很深刻。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经济、金融甚至政治方面会产生溢出效应，会影响千里之外的其他国家。过去常常认为，溢出效应源于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一直对资本流向新兴市场产生影响。然而，现在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巴西）也在产生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溢出效应。
当前的溢出效应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两大冲击在引发着溢出效应，我们正试图了解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一个溢出效应是，中国正处于走向一条更慢但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的转型期，这是很好的。这种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贸易的降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速每下降1%，全球GDP就会降低约0.2%。这并非微不足道，尽管近年来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最近还是表示：还看不到强劲而同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迹象。
第二个溢出效应来自石油市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来自中国的预期需求下降、充裕的石油供应都导致油价从峰值时期下跌约70%。众所周知，尽管2015年下半年以来，油价出现小幅反弹，但期货市场显示，油价很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
这些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有何影响呢?
在全球层面，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各国间的收入再分配——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挪威等主要石油出口国流向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等石油净进口国。
面对油价的暴跌和财政压力的不断上升，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大多数国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减少能源部门及其他领域的投资；允许汇率贬值，俄罗斯和巴西的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25%和15%；少数几个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不得不更进一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其他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也应该这样做。这些政策变化通过限制商品收入的本币损失来必要性进行过度财政调整的降低。
同时，具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和政策缓冲功能的国家能更好地顺应这种调整。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帮助缓冲了石油价格下降对经济的影响。然而，即使像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有足够缓冲的国家也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反思它们的财政和发展计划。
显然，油价下跌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要更严峻，甚至要远远超过预期。但石油出口国相比石油进口国来说，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要小得多，只有不到15%。
有人可能因此而认为油价下跌会是全球经济的“强心剂”。毕竟，石油进口国将享受低油价带来的“暴利收入”和对经济的刺激。进口商增加的支出会超过出口商收入的减少，经济增长将会反弹。
但是，低油价带来的“横财”用“一阵飘过的微风”来形容更为合适！这在美国也许是最明显的，私人消费增长强劲；从某种程度上说，欧元区的需求也有所回升；但在日本，消费仍然波澜不兴。
所以与过去周期相比，低油价无助于克服导致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阻力以及石油进口国的不对称性复苏，诸如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高企，信贷增长乏力，就业疲软和工资增长放缓，以及不平等日益扩大等。
此外，在2008年后已经大幅收窄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正在轻微加剧。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近年来经常账户失衡减小的关键因素，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大相径庭。2015年，美国的外部赤字增加，而欧元区和日本的顺差已经扩大。
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对称性的复苏以及与主要货币相关的大幅汇率波动。如果继续下去，这一趋势将导致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失衡，或是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增长差距，从而提高全球风险。
因此，这需要更好地平衡全球需求以重振全球经济增长，通过积极利用政策空间来抑制外部失衡。
平衡境内外的政策
向政策制定者阐明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以减少全球失衡总是很难。因为他们的利益经常是以国内经济为中心，经济增长通常仍是第一要务。
反思这一政策倾向，我们设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上形成了一些原则。首先，被广泛接受的原则是货币政策不再是唯一的对策。其次，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刺激总需求和增长潜能，形成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方略，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如此。
余下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原则更加具体，并在此过程中，协调国内目标和外部稳定的政策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国内外目标能够很好地协调一致。例如，德国可以使用更多的财政空间弥补国内投资缺口，开放服务市场以促进竞争。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研究了服务业市场放松管制的主要历程，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的做法（其放松管制五年后GDP增加了约2%）。因此，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不仅会提高私人投资和长期增长，还将有助于德国收窄其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但如果国内与国外目标不一致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问题应该要优先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国需要考虑其政策措施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以日本为例，在安倍经济学推出时，国际社会支持日元的贬值，以其作为需求的支撑，后续日本还推出了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的措施。美联储担心加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影响，及其导致的对美国的回溢效应，这是其政策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都强调了我们要提高认识的重要性，即理解各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联系，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减轻各国对金融溢出效应波动性的影响。
这里的重点是国内政策的适当配合，即以一种平衡的方法，限制不好的溢出效应和“以邻为壑”的影响。虽然外部因素可以暂时让位于国内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需要进行重新定位来应对外部稳定的目标。
构建稳健性
以挪威为例。从银本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到2001年建立通胀目标制，挪威的货币政策框架不断进行着自我发展、适应和更新。今天，挪威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应对当前新的挑战。
与货币政策一样，财政约束和“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该基金目前的规模已接近1万亿美元，拥有超过全球1%以上的交易股票。这些财政工具使得经济免受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莫测的冲击，并缓冲了经济低迷的影响。
全球经济环境已然改变。从中期看，全球经济前景依然疲弱，低油价和低利率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其影响可能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挪威传统商品出口的需求走软，可能会使过渡到一个新的、更少依赖石油的增长模式的难度加大，二是养老基金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的增长更慢。未来的实际回报率可能远低于自1998年以来年均3.7%的水平。还可能意味着养老基金本身的增长需要提供更多的持续的财政刺激，而这将减少未来收益并降低转向非石油出口的动力。三是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家庭债务仍然是一个要关注的问题，正如其他国家所得到的教训一样，最好是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加强监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银行业更是如此。
结 语
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曾经说过：“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应该有掌舵的准备。”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不均衡持续带来了重大的挑战。我们应该避免出现严重的全球失衡，各个国家需要比过去更加准备好应对更强劲的经济和金融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政策需要在国内目标和外部稳定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本文系作者2016年6月16日在挪威银行成立200周年“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交互影响”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
（责任编辑 许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