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掉进骗局深信不疑,我不信反而成了傻子!怎么办

父母掉进骗局深信不疑,我不信反而成了傻子!怎么办
2017年03月06日 21:40 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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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来源 老祝说(id:laozhutalk)

“家里人掉入了一个金融诈骗/传销陷阱,劝说也不管用,该怎么办?

老祝经常会收到一些朋友网上发过来的求助问题:

家里人掉入了一个金融诈骗/传销陷阱,劝说也不管用,该怎么办?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五千吨黄金是什么概念?发现集资诈骗应该向哪个部门举报,如何举报?

一个叫瑞某某的公司,号称拿出五千吨黄金铸币。然后骗大家各种投资。说马上要上市。让大家来买它的股票各种巴拉巴拉的。反正我听来一派胡言。问题是!!!!老妈深信以及一帮叔叔阿姨干得火热!一直投钱。我觉得这就是非法融资或者骗钱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服老妈啊!!!

对了,这个公司还号称全中国有六亿人加入,在政协开过会,某国女王还接见过。

我跟他们说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政协职能是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跟他们没关系。没人信我!

他们还骂我出去读大学读傻了,已经不了解这个社会和新科技了。

总结起来,报警报不成、说话没人信、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鉴于此,老祝结合长期以来的观察和思考,为遇到或者可能遭遇此类困扰的朋友,提供一点思路,仅供参考。

一、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不要指望报警解决问题

很多人知道了父母、亲戚或者朋友陷入传销或者集资诈骗的陷阱,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报警,期望警方介入,端掉犯罪窝点,解救沉迷于发财大梦的亲友。

殊不知,在骗局崩盘之前,报警或者申请监管部门介入,其实是靠后的一种的方案。

什么原因?

因为从救济的角度来看,报警或者出动政府力量,救济的成本最高,正因为成本高,所以不会被轻易动用。

自救,就是自己幡然醒悟,主动逃离骗局,成本最低;

他救,就是借助周边朋友、家人的力量,予以劝说,甚至强制撤离,成本中等;

行政司法救济,就是靠警察、法院的介入,来挽回损失,但这个周期极长,也不及时,成本最高。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买者自负”,钱是自己的,你甘愿去投,那就要自己承担起责任来。有人会说,这是骗局啊,怎么要我自己负责任?对啊,许诺了百分之几百的收益,你自己不做好功课,连常理都不顾,那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往往牵扯人数太多,提前处理也会很麻烦。你报案,如果公安就去处理,估计都没有人愿意作为受害人作证,没有受害人,警察一般就不会受理。如果强行处理,那那些参与骗局的大妈大爷,非得去警察局闹事不可。他们会觉得,是你警察没事找事,原来投资都妥妥的,现在一搞,崩盘了,怪谁?怪你们警察蜀黍?

3、很难找到对口的部门来管这个事。事情没出,通常不归警察管;例如地方金融办这样的机构,是没有执法权的,也无法查处。工商部门?好像也不合适。

另外,即使警察要管,此类案件,至少也要警察系统的经侦部门来负责,基层派出所,并不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经验。

像5000吨黄金这个案例中,提问者的报案就遇到了困难,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在同学提醒下,我已经去报警了,片区派出所表示不受理,我去了市公安局。他们表示要受害人自己来或者我能明确拿出证据以及找到据点。最后,没报成案也没有人信我......”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寄希望于外力来救助。

二、及时控制亲友银行账户,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发现问题后,第一步应该是及时止损。

很多老年人,发现了不对劲后,还会一再地给骗子打款,实际上是抱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已经投进去那么多,那干脆再博一把。

此时,如果是父母,可以告诉他们,在你调查清楚之前,先暂停给骗子继续转账。

如果父母坚决不同意,那也可视情形采取坚决手段:

冻结父母的银行账户;

清除骗子的联系方式、银行账户信息、访问网址;

断掉家里的网络;

停掉父母的智能手机;

......

通过这些方法,阻止父母与骗子的进一步接触。

三、深入了解骗局,收集资料,发现漏洞,对亲友进行有效说服

有些子女,发现父母参与什么“寻找国民党宝藏的民族大业”或者虚拟币的传销,觉得有问题,马上激烈地反对,却发现根本无法说服家人。

除了父母被洗脑外,也有子女自身的原因。

大多数局外的人,就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充分的依据、没有合理的逻辑、没有客观的事实,试想,这如何说服一个入局已深之人?

“这是骗人的?”、“哪来那么高的收益?”、“根本不存在国民党的宝藏!"

这样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显得很武断,只会激起亲友的反感。

所以我们提倡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效的劝说,让骗子“自证其罪”。

可以跟着受骗者一起,去深入到骗局中,查阅对方注册公司的信息、整理各种宣传的材料、加入微信群,搜索网上关于此类骗局的报道等等,将其中的各种破绽一 一罗列出来。

例如,开头中的五千吨黄金的幌子,但事实是:美国黄金储备,也只有8000多吨,一个公司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黄金,超过半个美国?

再比如,关于寻找宝藏的民族大业,焦点访谈就有专题的报道,1993年到2003年,光广西警方就收到200多起报案,抓获150多人,所谓的国民党将领,不过是几个毛头小子,而且多是同一个村的,这样的报道可以拿出来给家人看。

还可以和亲友一起与对方联系,设置一些特定的问题,看对方的反应,并事先告知亲友,不同的反应,意味着什么?

此外,骗子提供的各种证明材料,红头文件,也可以拿去有关单位做验证。

四、注意留存证据,在时机成熟,果断报警

最终,我们还是要报警的,不能让害人者逍遥法外,已经发生的损失,也要尽可能挽回。

但凡骗局,都会有崩盘的一天。

一旦出现收益无法兑付的情况,此时,莫犹豫、莫信对方的说辞,坚决地报警,促成警方的尽快立案,冻结未转移的资金和资产。

在很多理财骗局中,正是因为投资者始终心存侥幸,也担心报警后会无法很快拿回本金,结果被对方利用,维权群体被分化、各个击破,给了对方充足的时间转移资产,人也跑了。

这方面,老祝前期的文章中已经多次谈过,不再赘述。

最后,要说明的是,以上内容并不适用于明知骗局而铤而走险之人,这种就随他去吧。

2016年初,震惊全国的e租宝案爆发时,在北京一家金融机构做投资理财顾问的李飞还在跟父母讨论这场“庞氏骗局”。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时隔半年,自己67岁的母亲也会深陷P2P的投资骗局。

“投资公司的老板跑路了,她那7万多块钱算是血本无归了。”李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各种骗局一直层出不穷,而一些心怀叵测之人将目标瞄准了像李飞母亲这样有理财需求、又不太懂理财门路的退休老人。

一些投资公司惯常的欺骗手段是施以小恩小惠、打感情牌,以此突破老人的心理防线。

但是,对于经济条件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来说,这很难奏效。

于是,投资公司开始采取迂回战术,抓住老年人常感孤寂的弱点,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让他们有一个展示自我的社交平台,获得了老年人的信任后,再吸引他们购买其理财产品。

8月上旬,本刊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进入北京一家专门针对老年群体做投资理财的P2P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不能一上来就谈钱

2016年8月初的一个下午,63岁的高丽梅像往常一样来到位于北京市北三环的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加免费舞蹈培训。和她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其他20多位老人,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已经50岁出头。

高丽梅和舞蹈队的队友们大都住在中关村附近的社区,平时主要在社区跳跳广场舞。但是,2016年5月,前述投资管理公司的客户经理跟她们搭上了讪,邀请她们参加舞蹈大赛。

像高丽梅这样有固定活动团队的老年人,很喜欢参加类似的比赛活动。这样,她们有了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专业舞蹈老师的点评还能让她们提升技能。

“跳得好了,还有奖金。”高丽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她不知道的是,这种心理,正好给了别人钻空子的机会。

前述投资管理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吴莉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从事金融理财产品的销售工作,最近几年将目标客户锁定在了老年人身上。

吴莉一般是从公园、社区或者广场等老年人聚集的地方寻找目标,“很多时候在社区活动的老人不太容易信任陌生人,所以我一般比较爱去公园,那里的老人组织松散,更容易接近。”

早上或者晚上,吴莉会去公园转转,看到有老年团队在唱歌或者跳舞,她就会停下来,在老人休息的间隙,就过去聊天。

“阿姨,我在这儿看了很久,感觉你们表演挺棒的,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公司组织的舞蹈比赛啊?”这是吴莉的标准开场白,也是将话题继续下去最好的引子。

“现在市场上的理财产品太多,老年人的警惕性也在不断提高。如果直接推销理财产品,很容易被拒绝。10个人里面,有一半人会直接拒绝,你连介绍产品信息的机会都没有。”吴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所以,2016年初,前述投资管理公司为了搭建客户渠道,拓展理财业务,专门成立了一家组织老年人娱乐活动的文化传媒公司。

有了这家传媒公司,销售员就更容易接近老年人。

“一定要突出比赛,弱化投资理财,不然很容易引起老人的反感。”吴莉说。

全靠“刷脸”

高丽梅等老人跳舞的过程中,客户经理陈卫国不仅一直在舞蹈室陪着,还忙前忙后地帮老人们拍照、送水、协调修空调。

“这些孩子们都很贴心,很为我们着想。”高丽梅说。

“贴心”正是陈卫国们获取老人信任最基本的套路。

比如吴莉,跟老人们建立联系之后,她还要隔三差五地到这些老人们唱歌跳舞的地方转转,混个脸熟。

“你可以帮她们录点视频,搬搬东西,做好服务。然后找合适的机会拉家常,拉近彼此的距离。”吴莉说。

拉家常也要讲究技巧。

聊天的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最好先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家住在哪个社区、之前做什么工作、家里的孩子怎么样、有什么兴趣爱好。“通过这些简单的交流,就可以套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判断老人的收入情况,以此决定继续跟进时花费多大的功夫。”吴莉说。

双方有了基本的信任之后,就可以更深入一点,了解对方的投资习惯、投资计划。

吴莉的经验是,双方熟悉之后,老人们一般都会主动问起公司的具体情况,“这个时候你再推销公司和产品,就水到渠成了。”

但陈卫国却并不满足于这种集体的交流。对于一些优质的客户,他还要定期拜访。“有时候甚至需要你自己出钱买点小礼物给他们,不一定要贵,但一定要用心。”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多个客户经理都称,“很多老年人做投资都是只认人的。只要他认可你这个人了,根本不关心产品的收益和风险,有些老人甚至不看合同内容就跟你签了。”

在刚刚结束的中老年舞蹈大赛上,这家投资管理公司最终与北京超过150支中老年舞蹈队建立了联系。按照平均每队20人计算,它获得了一个3000人的目标客户群。

“根据经验,每队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购买我们的理财产品。”陈卫国说。

照此计算,这家公司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获得了1000人左右的客户资源。而其产品的投资门槛是5万元起。

在这家公司的培训记录上,本刊记者看到,该公司2016年吸纳资金的计划是2亿元,到2017年这一数字将变成5亿元。

“比对自己家的老人还上心”

吴莉说,对于销售理财产品来说,投资达成并不意味着双方联系的结束,“尤其是对一些优质的客户资源,要长期维护。”

比如,对于一些已经买过理财产品的客户,吴莉同样会经常联系。公司举办理财讲座、小型聚会等回馈活动时,她会主动打电话邀请客户参加;平时没事的时候,也要经常打电话给这些老人们,聊聊家常,关心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甚至会定期登门探望。

“比对自己家的老人还上心。”本刊记者接触到的一位保险推销员表示。

他告诉本刊记者,对于经济条件好的老人,不能一味地只打感情牌,要真正地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对症下药。他曾经为了赢得一位酷爱中国画的大客户,专门去上了一周的绘画艺术鉴赏课程。

总之,销售员要通过各种手段,渐渐把产品推销员与客户的关系,转变成朋友甚至家人的关系。

“那孩子基本上每隔一天都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的身体状况,知道我腰不好,还专门从网上给我买了护腰带寄到家里。有时候比我自己的孩子做得都好。”因为P2P公司跑路而让积蓄打了水漂的李飞母亲始终不愿意相信,那个对她无微不至的业务员小王欺骗了她,尽管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老人们都想不到,这些努力,只是业务员为了获取高额提成的一种手段。

“因为投资具有周期性,长期维护好与客户的关系,能够提高续投率。其实真正的有钱人很难信任别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努力投入。”吴莉坦言。

她曾经无意中“钓到过一条大鱼”。有一个客户,她跟了8年才知道对方家底极其殷实。“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能拿出10万元的闲置资金投资,那意味着他很可能有100万元的现金资产。如果他投了50万元,家里至少也要有200万~300万元。”吴莉透露。

潜在风险巨大

实际上,客户经理只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让客户持续不断地投钱进来,而对于是不是要提醒他们做分散投资,其资产如何增值,是不是安全,他们既不懂,也不关心。

声称从事投资理财行业达8年之久的吴莉,甚至不知道“资金池”的概念,更不知道,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不允许P2P公司设立自己的“资金池”。而她所在的投资理财公司,正是采用了这种明令禁止的模式。

其投资理财的业务模式很简单,就是做债权转让。具体来说,公司董事长将其自有资金借贷给有需求的人,然后再将债权拆分成若干份额,零售给理财的客户。而这些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全部要打到公司董事长的个人账户。“这就是典型的‘资金池’。”北京大学教授窦尔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老人们跳舞休息的间隙,本刊记者看到舞蹈队的老师与该公司签了一份投资理财协议,购买了一份10万元、为期6个月的转让债权,年化收益为9%。

窦尔翔认为,吴莉所在的公司至少存在两种风险。

首先是债权转让导致的不尽职风险。在一般的借贷关系中,公司作为债权人会对借款人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也会对借款人进行跟踪观察,及时作出风险预警。然而,本刊记者观察到,这家公司基本没有这样的机制。

更为严重的是期限错配和由此而产生的“跑路”风险。

“按照一般债权转让的操作模式,对于有抵押的借贷关系,原始债权人在转让债权时,要连同抵押物的处置权一起转给投资人。”窦尔翔表示。

但由于是债权分散打包,前述投资管理公司只是转让了债权,没有办法同时将抵押物的处置权转让给多个理财端客户。

比如,前述舞蹈队老师将10万元的资金打到公司董事长个人账户之后,获得10万元债权。虽然她能得到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及抵押资产信息,但抵押物的处置权依然为前述投资管理公司掌握。

也就是说,一旦借款人发生违约,这家投资管理公司可以处置抵押物之后,归还投资人的本金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但其老板也可能直接“跑路”,那么投资人无权处置抵押物从而拿回本金。

窦尔翔认为,一旦未来前述投资管理公司的获客成本过高,而规模又上不去,企业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就很容易出现“跑路”的问题。

而8月24日银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已明确规定,P2P平台不得从事债权转让行为。

5年前的一天,刚刚退休的何芳珍在单位的老年大学门口遇到了一位“热心”的保健品推销员。两人一番攀谈后,她被带去参加了一场健康讲座,随后给自己和老伴买了几万元的保健品。

彼时,身为医生的何芳珍对保健品功效深信不疑,一度还觉得自己找到了对抗疾病的灵药。不过,一年后她就发现自己被骗了,“这些产品根本没什么神奇功效,吃了一年也没任何用。”

这次经历让何芳珍备受打击,也让她开始关注老年群体的受骗问题。原本以为自身经历只是个案的她,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发现,老年人被骗已经不再是小概率事件。

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可能分布于不同的行业,但其商业模式就是以骗老人钱来获取暴利。

“我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被骗过。”如今身为华中师范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何芳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受骗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除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之外,理财、旅游、收藏领域都已经有公司专门开发出针对老年人的“陷阱”,比如高收益的线下P2P产品,团费便宜、主打购物的老年旅游团,以及专门针对老人的艺术品、纸币、邮票收藏,等等。

“基本上只要是老人们感兴趣的领域都陆续出现了专门针对他们的骗局,可谓防不胜防。”何芳珍说。

被利用的孤独感

“很多受骗老人甚至因为孩子的反复劝阻跟孩子决裂。”郑州市食药局食品药品稽查人员邢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多次处理过老人保健品受骗案件。

邢杰直言,到食药局报案的老人中70%都是被子女逼着来的,并非自己想明白了而来,“很多老人一旦上当就难以自拔,外界劝说根本无效,直到钱被骗光,骗子不理他们了才会发现自己上当了。”

何芳珍最初也难以理解,那些极其拙劣的骗术,老人们为何深信不疑。但在收集、分析了诸多案例后,她找到了答案,这些骗局无疑都迎合了老人们希望安享晚年的普遍心理。

“老人退休后,家庭负担、工作负担、经济负担大大减轻,身体又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毛病,加上‘看病难’的现实,正好成为滋生保健品或功能器械类骗局的温床。”何芳珍说。

心理学专家褚卫东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老年人退休后关注焦点变窄,除了亲情就是健康。而对健康的过度关注,容易无节制地购买保健品。再加上对市场上名目繁多的保健品缺乏辨别力,最终就会导致上当受骗。”

比如,每月只有4000多元退休金的诡连胜,却愿意一次购买3000元保健品,而且他在几个月内先后扔进去了1.5万元,几乎用完了他不多的积蓄。

更重要的是,多数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们实际处于独自或仅与配偶居住的状态,也就是俗称的“空巢老人”。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的占比接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空巢老人家庭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将达到90%。

这些空巢老人退休后脱离原有的工作环境,社交圈变小,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以及对子女的牵挂易使老人们产生移情,从而容易对与其子女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产生好感。”褚卫东指出,当前涉老骗局中的销售人员恰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

年轻的施骗者多能抓住老年人渴望温情和关注的心理,通过“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诱骗老人购买其产品。这也是他们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爱占小便宜更可怕

2011年11月28日,兰州市西固区部分受骗老人展示他们加入的空头协会“会员证”,声讨保健品诈骗团伙。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出现多个保健品推销团伙诈骗老人的案件,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当然,除了心理上的孤独感,多数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也乏善可陈,容易产生失落感。

这些人在退休前多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为生活奔波;有些人退休前还处在领导岗位,备受尊敬。而一旦离开工作岗位,社会能够为这些老人提供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十分有限,老人们因此容易产生较强的心理落差,从而激发出更强烈的被尊重的心理需求。

这也成为很多施骗者的突破口。

本刊记者“入职”的一家以老人为目标客户的线下P2P公司正是抓住了老人的这种心理,通过举办中老年歌舞比赛吸引后者购买潜在风险极高的理财产品,甚至还有企业请老人做形象代言人。

“这些做法恰好迎合了老人们渴望社会尊重的心理,致使老人们渐失防备之心,最终落入圈套。”褚卫东说。

不过,在他看来,老人们存在一个更为可怕的心理——爱占小便宜,“这种心理也经常被施骗者利用,后者往往以免费赠品为饵,获取老人们的个人信息,最终一步步将老人诱入精心设计的骗局中。”

“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免费赠品最后还是由老人们埋单。”何芳珍说,很多老人之所以反复受骗,原因正在于此,“一袋洗衣粉可能要用几千元的产品去换。”

本刊记者“入职”的一家保健品销售公司在向老人兜售产品之前,就免费赠送了多件号称价值不菲的礼品,且规定老人只有购买产品才能获得赠品,致使现场出现了抢购“盛况”,一些老人为了多获得礼品,一次性购买了1.2万元保健品。

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购买保健品或者投资理财。“很多老人认为生病不仅会加重子女的经济负担,还需要子女照顾。因此不如自己保健好身体,让子女安心工作。”何芳珍说。

本刊记者接触到的一位深陷P2P骗局的老人就坦言,自己投资理财主要是想多赚点钱,以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甚至可以为子女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

当然,从社会角度分析,这些老人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并缺乏健康常识。

据何芳珍介绍,中国人的健康素养水平仅为6.48%,其中具备基本健康知识及健康理念的人只占14.97%,“这说明中国老人的‘医盲’比较多,更容易被忽悠。”

谁更容易被骗

在老年群体中,具有某些特质的老年人似乎更容易掉进施骗者的陷阱。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更容易受骗。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学历者可以幸免,比如何芳珍。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曾“入职”一家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群体销售功能器材的公司,其负责人张伟明表示,这些拥有一定知识背景的老人警惕性通常很高,较为固执自负。这样的人不容易上钩,而一旦上钩就会很舍得花钱,成为稳定的“铁粉”。

此外,作为社区或圈子中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们甚至会像“自来粉”一样向其他老人宣传产品。

因此,该公司将那些国营单位、研究院所、高校的家属院作为主攻区域,重点寻找这类老人。

此外,相较于针对一般老年人的“温情牌”,这类高知老人更喜欢“尊敬牌”。

张伟明称,“这些老人以前在单位里多是有身份的人,呼风唤雨的,我们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见面不能称大爷大妈,而是称他以前的职务,比如局长、教授、老师等。”

如果做到这些,这类老人就很容易绝对信任公司,从而一步步进入公司为其设计好的陷阱之中。张伟明说,一个退休教授就一次性买了5万多元的产品,还拉来了好几个朋友。

褚卫东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般孤僻内向、缺少交往对象的老人更容易受骗,“因为这些老人在被关心、被理解的心理需求获得满足后,反而会更容易相信他人。”

找不出破绽的骗局

在一年多的药品稽查工作中,邢杰接到过几百起有关老人买保健品受骗的投诉,其中最可怜的一个孤寡老人,辛苦攒了半辈子的十万元养老钱被骗光。

这让他又恨又无奈,“恨的是老人们对这么低端的骗术毫无辨别能力,无奈的是我们拿这些施骗者基本上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们一次次被骗。”

这与外界的期望完全相反,但却是不争的现实。“很多受害者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食药部门,实际上食药部门只监管产品的质量问题。”邢杰说,“尴尬就在这儿。”

“我们去现场一查发现,这些公司卖的保健品都是有正规批号的,没有任何问题。”邢杰说,这致使食药部门无法查封产品,更没有依据处罚涉事的保健品销售公司。

这正是何宁、张伟明这类公司的“聪明”之处,它们并不生产产品,而是从正规厂家采购,“这样既能做到不违法,也能减少成本投入,但缺点就是能选的产品很有限,市面上所卖的产品重复性也很高。”

在最被诟病的价格问题上,监管部门也无法干涉。

比如何宁公司售卖的1500元一盒的参加茸口服液批发价在45~50元之间,张伟明公司售卖的2万元的功能床垫批发价只有2000元,一瓶售价600多元的保健醋批发价只有20多元等。

“售卖价格基本都是实际价格的几十倍,这些骗子公司赚的就是这个钱,但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政府部门也没法硬性规定产品的市场售价。”邢杰说。

这样的执法窘境并非只在保健品受骗案件中存在,包括功能器械、P2P理财、老年旅游、艺术品投资、纸币收藏等骗术都很难找到违法破绽,令监管部门无法下手。

在邢杰看来,几乎所有针对老年人的骗术最大问题在于虚假宣传,刻意夸大产品的功效或价值,“比如保健品严格来说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公开宣传其疗效,只能说有辅助功效。”

但夸张宣传只是销售人员的口头讲述,并非贴在产品标签上,这就增加了执法部门的取证难度,“我们一到现场,人家就不讲了,再者那些受骗的老人也多数不愿意配合取证。”邢杰说。

“这种情况下,只能从老人身上下功夫,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骗局,自动远离。”何芳珍说,但老人一旦步入施骗者的圈套便很难自己走出来,子女要多下功夫。

“如果子女只是一味地训斥老人,不会起作用,可能情况更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真正关心父母,让他们不至于孤独到去销售保健品的公司那里得到满足感。”不过,何芳珍也说,这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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