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城市最有前途?4位经济学者这样说!

哪些城市最有前途?4位经济学者这样说!
2017年03月01日 19:20 正和岛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共同发起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范恒山、仇保兴、辜胜阻、金碚等区域经济学者发表演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岛君关心的是,哪些区域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态势。因此对相关发言进行了摘编,供您参考。

内  容|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

编  辑|郑小晏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 范恒山:当前中国区域经济有八个特点

▲ 范恒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本文摘编自范恒山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上的主题发言。

近几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体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认识、把握这些情况和特点,对明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针对存在问题精准施策十分必要,值得各方面深入观察与研究。概括地说,有如下八个方面的新情况与新特点。

1、地区经济超越传统区域板块呈多维分化状态。在国民经济总体上体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时,地区经济分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这种分化既体现在四大区域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各大区域板块内部,还打破了四大板块的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

2、城镇化发展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近些年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2016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1.2%、57.35%,比2012年底各提高5.9和4.75个百分点。全国城市人口密度从2012年来的每平方公里2307人提高到2015年末的2399人。

城镇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一是来自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吸附与链接效应;二是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得益于因农民的减少而使农村人口单位占有生产资料份额的提高和逆城镇化现象带来的城镇资源向农村的转移,而逆城镇化现象既包括城镇居民到农村居住创业,也包括城镇务工人员返乡办厂兴业。

3、新资源新环境条件下地区经济能够脱离既有基础重造而实现后来居先。近些年来,湖北、安徽、江西、重庆、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积极吸纳、移植高端生产要素和先进分享技术,实现了新经济新动能的横向转移和无中生有,新型经济形态或产业的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处于了同一发展水平。

4、要素流动越来越倚重于区域的综合品质或综合环境。从以往情况看,要素流动既依附于一个地区的综合环境,也看重于其某种特殊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由主要追求财富向追求幸福的逐步转变,要素的流动不仅看重于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看重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的状况。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是,人口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重视地区的舒适感。

5、在区域联动不断增强的势态中隐性竞争日趋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区间的不合理竞争更多地采用了准入标准、技术规定等手段,体现为做强做大本地特色经济等方式,隐蔽性很强,难以从外部进行约束。不合理的隐性竞争的加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协同发展。

6、支撑区域发展的功能平台得到广泛运用但作用弱化。过去许多年来,新区、经济区、综合实验区、经济合作区等成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个重要抓手,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区域协同协调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近几年,自贸区等新型功能平台陆续建立。总体上看,当前一些功能平台同质同构严重,试验探索功能薄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特色和核心功能,难以形成有价值可推广的经验,亟待调整转型。

7、认识偏差导致某些调控政策在区域指导中出现“一刀切”。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特殊困难地区等的政策支持和其他形式帮扶的力度,并提出要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以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

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与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对立起来的认识。在“维护市场统一”、“保护公平竞争”的名义下,某些部门出台的调控政策忽视困难地区的特殊情况和试验园区的特殊需求,与总体层面体现为“一个样”、“一般齐”。这种实质上的“一刀切”政策直接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加快发展,也影响了一些重要改革事项的先行探索与试验。

8、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建设陆续展开但缺乏系统配套。过去一些年来,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和政策,各有侧重、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在这个基础上,体制性机制性探索着手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补偿机制、能源矿产等资源转出地和转入地利益平衡机制、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资源权属交易机制等的建设都已在重点区域、流域进行试点。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归根结底要建立长效机制。

但总的看,这种探索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浅层次和碎片状的色彩,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相关价格改革等配套条件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索。目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整体层面和重点领域都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支撑,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建设相对滞后,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 仇保兴:在区域里最具能动性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家▲ 仇保兴,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本节来自他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1999年在杭州当市长,与上海以及周边城市有竞争。当时上海市长徐匡迪就告诉我说:“保兴,我是杭州人,所以我要提醒你,我们上海建立三个中心,以后半个小时就到杭州了。到时候,杭州人住到上海,杭州企业家跑到上海,杭州的技术到上海,杭州就变成空城鬼城。”我就跟他说:我们有所准备,我们不跟上海全面PK,也没有这个本领,但是我四个方面跟上海有PK能力。

第一个是旅游比上海厉害。第二我住在杭州,只有上海人到杭州来住。你看我们杭州当时最好小区最差小区每年评比,大街小巷都整治。第三学习在杭州,当时30万个大学生,后来我们几乎是白送给浙江大学五千亩土地,然后把浙大搞上去,然后又搞了三个大学城。最后一个创业在杭州,我跟你上海比创业环境,当时提出来15个孵化器,首先马云就来了,马云当时创业失败,到上海也没人理,到杭州就在那个居民楼湖畔花园小区创业。

当时工商局局长说“市长,来了一帮年轻人在居民楼里创业”,我说“创业无定所,什么地方创业都行,硅谷就在车库里面创业”。后来马云成功了,办了一个大学叫湖畔大学,纪念当年无拘无束地在居民楼里创业的经历,这是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我们反射到京津冀发展建设上,那么,长三角就一个组合,下面十几个二线城市,这十几个二线城市相互间竞争,跟主城之间生产要素你来我往,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最后杭州比上海发展得更快,也没有造成空城鬼城。

京津冀就不对了,京津冀没有二级城市,保定一位市长给我讲,我们不是不想发展绿色经济,但是一发展就被北京吸收走了,所以我们想通了,我们早就做好准备,只发展北京吸收不了的产业,那就是钢铁、焦炭、水泥,两个路线下来,这个经济格局就发生变化。

第二个故事也很生动,是我们杭州的两个区,一个萧山区,一个余杭区。两个区都是大区,而且起点是一样的,但是走了两条路:萧山区把乡镇企业改成股份制,就是民营企业,余杭区把乡镇企业办成大集体企业,吃大锅饭了,结果五年下来,萧山就产值、技术创新蓬勃而上,把强大的技术力量吸附过去,余杭原来有的十大品牌全部都消灭了。

更重要的是,萧山有了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第三代企业家,一代比一代强,所以萧山的经验证明了产权独立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讲到区域经济学,有两个在区域里最具能动性的主体,一个是地方政府,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跟国外的完全不一样,它具有高度的能动性,高度的投资能力。第二个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它的积极能动性,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离开了这两个要素,我们很多规划基本上是对牛弹琴。

▌ 辜胜阻:快速城镇化需要培育更多城市▲ 辜胜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本节摘自财新网报道。

“特大镇改市,镇与市仅一字之差,但是这会吸引大量民间投资回流、创业者集聚。因为镇改市后的,其城市集聚功能会得到很大 强化。”2月26日,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推进特大镇改市和发展县城,有利于人口就地城镇化、有利于解决老年农民工和留守老人在城镇中养老的问题。

辜胜阻表示,快速的城镇化需要更多城市载体为支撑。美国的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50%时,相伴随的是新兴城市大量涌现,城市数量由392个增长到2722。中国城镇人口数量从3亿多人增加到7亿多人,但城市数量仍然停留在600多个,随着部分市改为区,城市数量不增反降。

其中,小城市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减少约100多个,小城市成为城市规模结构体系中的短板。而人口超过十万的特大镇有二、三百个,这些特大镇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财力规模基本达到市的标准,但却仍然是镇。

以浙江省温州市的龙港镇为例,其常住人口已超过40万人,2015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6.9亿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80元。论经济实力与财力规模,龙港镇丝毫不亚于部分建制县。

辜胜阻强调,中国要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需要更多的城市作为载体。当前,要依托县城和特大镇,培育一大批新生的小城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经济实力的县城的培育和特大镇改市将使一批新生小城市崛起,中国的城镇化的城市载体会不断扩张。

“通过优化城市规模体系,有利于改变目前大城市、特大城市严重人口膨胀,小城市凋敝且数量不足的分化局面,”辜胜阻说。推动特大镇改市,可以显著增加中国的城市数量,解决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问题,并让其成为老年农民工和农村老龄人口的归居之所。

辜胜阻认为,发展小城市,应该放在以城市群为主平台的框架下推进。“特大镇几乎大部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大城市中间。”辜胜阻说,“我们不应该单纯地强调发展小城市,而应该在城市群中大力推进新生小城市培育,以大带小,推进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但推进特大镇改市,也面临不少难题,首当其冲是体制问题和行政成本问题。特大镇改市,如果仍按建制市的行政体制,也配齐“四大班子”,会产生极高的行政成本。辜胜阻认为,特大镇改市的管理体制,应该采取横向大部制、纵向扁平化的方针,将几十个县级部门进行精简、整合,以降低行政成本,另外,县城和特大镇改市,也不能是与县平行的县级市,而应该是县辖县管市。

▌ 金碚:有效竞争的区域,发展态势更好▲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本节摘编自他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的发言,有删节。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三十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是一个巨大型国家。它除了一般的市场竞争之外,客观上一定存在着地区之间的竞争。地区竞争的态势,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格局,也影响着区域竞争的方式。区域竞争的格局,其实也影响着企业的竞争。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通常来讲,如果一个地区之间可以有效竞争,而且能够实现有效的协调的话,这个地区通常它的发展态势是比较好的,比如说长三角、珠三角,西部地区也有,比如说成渝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里面有多个经济增长级,经济增长级之间是互相竞争的,竞争过程在历史上看也发生一些问题。

比如长三角,我们从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上海、江苏、浙江怎样协调的问题,当时还成立了上海经济区等等,的确那时候很难协调。但是我们三十年过来看,这个区域里形成了多个增长级,互相之间逐渐形成比较有效的竞争。

在这个省区里面有多个经济增长级,它最大的城市和第二梯队的城市差别不是太大,如果最大的城市如果是八百万、九百万人口的话,第二级的城市也能够有五六百万人口,这个地区通常经济活力就比较好。有的地区尽管你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讲不是很高,但是它的省区内有多个增长级有可能发展,比如说河南省,湖南省。

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比如一个经济区本来条件不错,但是经济区里面没有形成良性的区域之间的竞争,京津冀就是非常典型的。尽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竞争的有效性是很差的。

河北省是没有办法跟北京市竞争的,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竞争主体。所以它主要靠规划、靠战略、靠协调来解决这个区域中间的发展问题,它变得很困难。我把它叫一级独大,一个城市独大,其他的二级三级跟它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协调性就比较低。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区域之间在更多范围内来构建区域一体化市场,这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指向,一个方向。但同时在区域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到在一定区域内要形成区域竞争的格局。你要竞争,竞争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那最后的竞争的结果大体上会良性。

中国的特点是,竞争格局的形成和中国的国家的行政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行政系统非常强,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资源,有很大的调控权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要克服行政等级制主导的区域经济竞争格局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有效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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