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哪个阶段?2049年成发达国家?

中国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哪个阶段?2049年成发达国家?
2017年10月12日 20:50 基金观察网

来源: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id:hthgyj)

作者:华泰证券宏观研究李超

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比较

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汇率换算成美元对比:

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

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

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国、50s的日本和80s的韩国

1.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中国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

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首先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发达国家模式相似。

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

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

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建筑业和制造业。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新大陆国家”。

3.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二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三、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1.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

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

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及当下的中国。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2011-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1986-1990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国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2.各国居民资产配置的异同点

相对美国、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

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下降;股市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长。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

四、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后进入去产能阶段。与中国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

70年代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曾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的方式,开始去化产能。

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中国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背景较为相似。

五、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1.中国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发达国家约20-30年

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大气污染EKC曲线上均已经入右侧区域。中国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

中国比英美日晚了近30年走到拐点;而当中国在2006年达到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时,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589万吨,和美国拐点数值(2804万吨)差距不大。

2.中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80年代水平

我国单位GDP能耗近35年来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61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预期。

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水平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每千克油当量,可创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国家可创造8.8美元,而中国仅能创造5.7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约15年前的创造效率。

印度早在1998年单位能耗就能创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样单位能耗的油当量比中国多创造约3美元GDP。由此可见中国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相比全球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人大教授:2049年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发达国家!

来源:环球网

有观点认为,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中国何时能摆脱发展中国家地位,真正成为发达国家?10月10日,在“讲好中国故事 看好中国未来”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提出衡量中国是否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具体的指标,即70%的城市化率。专家还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时间节点:2049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表示,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应该在2030年左右,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即便如此,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内部结构依然面临很大的不均衡、不平等的挑战。所以,不能只看总量。即使中国经济成为第一,也不可能像一个单一的人口结构国家那样拥有整齐划一的中产阶级形成新社会。因此,杨光斌认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可能很漫长。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第一个100年,也不是2030年,而应该是2049年,在第二个100年。那时,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

具体来讲,应该如何衡量中国是否为发达国家呢?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房宁表示,单一从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来判断放在中国的国情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提出了另一个衡量概念——城市化率。只有当中国达到70%的城市化率并且稳定了,而且这些城市人口都享有同等国民待遇,那时候中国就基本成功了。

房宁表示,研究发现,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甚至70%以上,会出现社会转型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城里就是工人,回农村就是农民,亦工亦农。国家如果能够平稳地推进到城市化率超过70%,也就是70%的中国人能在城市里稳定下来,并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中国社会最难的坎就过去了。即使以后出现其他问题,也不会是崩溃或者灾难性的了。

警惕逆发展

即便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也要警惕新的发展问题。杨光斌表示,发展不是一路向前的,也要警惕逆发展,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举例来说,这一百年间,南美二三十年前有几个国家的收入比当时的比利时都高,现在却不行了,这就属于逆发展。即使我们城市化率到70%以后,还是要有好秩序,需要用权威、民主、法制来保证发展的成果。

房宁结合自己在沿运河的考察经历说,一路前行,发现一些已经建设得像模像样的乡镇,现在出现了逆发展的问题。比如,在非常有名的风景区“项王故里”宿迁,10家饭店里只有1家开张。现在资源都在向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抽调,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走了,农村开始面临挑战,房宁指的主要为非工业化地区的农村。他表示,现在这一趋势已经波及到乡镇,有些地区当年不错,现在萧条没有人气,出现了发展逆行。

杨光斌认为,这里面也存在着城镇化问题。从人性追求角度来看,年轻人就业的目的地肯定是大都市,城镇是养老的地方,因此第一波的发展肯定是都市化。那些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愿意呆在小城镇呢,所以这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问题。因此,他直白地说,在没有完全都市化之前,提城镇化根本行不通,没有就业、没有消费,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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