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 人民币国际化2.0时代开启

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 人民币国际化2.0时代开启
2017年05月13日 07:15 证券日报

 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广义范畴的区域金融合作

贾晋京 刘典

 5月10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堪称第二部“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文件,介绍了三年多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未来的展望。从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国布局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已形成了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

 “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当今“发展缺位”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理念。如果将整个“一带一路”倡议比作人体,那么设施联通作为“骨架”支撑整个合作框架,贸易畅通作为“肌肉”能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发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融通——这个“血液”系统的支持。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各种经济活动也越来越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就成为新的全球微观基础。如何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打造优良的金融合作机制,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共建“一带一路”》文件开出了五味“药方”。

 第一,加强机制对接,联结国际金融体系的“五脏六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既往国际合作中创建统一、完善的合作框架,而是采取了制度松散的、软约束、低标准的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并非替代现有金融合作机制,而是与多个地区的既有机制实现深化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接不同类型的金融合作机制,包括传统发达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机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新兴市场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地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亚开行、东盟与中日韩(10+3)金融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使它更符合开放性、多元化的亚洲国家特点,让国际金融体系的“五脏六腑”更富生机与活力。

 第二,创新金融工具,活络全球经贸投资的“主干动脉”。“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许多“洼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属于中等收入以及中等偏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摆在诸多因素中的首要原因。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资本的大力扶植,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基础设施一共会有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

 但是从现有的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运行来看,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每年仅能提供100亿美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和创新融资机制迫在眉睫。

 三年多以来,中国相继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等七大资金平台,从金融领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了沿线国家投资缺口的资金供给能力,提供更多的金融公共产品。在新平台的“孵化”下,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基建项目已经开工,相应地提振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2014年至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可以说亚投行等新的融资机制的出现,活络了亚欧大陆经贸投资的“主干动脉”。

 第三,深化市场合作,打通产业投融机制的“任督二脉”。在“一带一路”多层次金融体系下,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将成为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先锋,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后援作出有力支持。

 中国提倡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境外业务,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到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资产等为抵押提供贷款,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的贷款支持力度;发展多种形式的境外股权投资基金,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用于沿线国家项目投资。

 与此同时,也要处理好政策性、开发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遵循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原因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统筹国内金融市场全局,盘活国际金融市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融资和保险的支持。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跨国货币流动的“造血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是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提高区域内使用人民币的比例,能够有效防范区域内的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协同发展水平,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风险管理机制,构建金融安全锚,为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4大老牌发达经济体“货币”外,SDR篮子中首次迎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且在SDR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元与欧元。

 人民币将借助“一带一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使用机会。“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推动金融合作的持续深入,进一步拓展沿线国家及其他经济体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投资信贷等业务,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新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道路也有重大意义。

 第五,注重监管合作,培育金融风险病灶的“免疫细胞”。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或国际金融机构展开跨境金融合作,以满足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十分必要。

 中国在创新金融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风险与创新的关系,而加强区域经济金融监测,不断完善危机管理和处置框架将成为重要抓手,对接既有的多边金融稳定机制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国际组织,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合规风险,建设强健的“免疫细胞”生产机制,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提供安全底托。

 《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从五个方面提供了“药方”,为“一带一路”未来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广义范畴的区域金融合作,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逐步形成政府推动、民间跟进,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的系统性工程体系。未来将围绕这“五味药方”继续深化合作,立足亚洲,面向世界,构建多层次跨境金融体系,打通“一带一路”金融血脉,以金融服务撬动更多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峰会将开启人民币国际化2.0时代

黄志龙

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次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起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将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方向。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

 四大挑战

 具体来看,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的趋势中止。渣打银行构建的人民币环球指数大体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该指数涵盖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伦敦等全球主要人民币离岸市场,包括存款(财富储存)、点心债券和存款证(融资工具)、贸易结算和其他国际付款(国际商贸)以及外汇(交易渠道)四项主要人民币业务增长。

 以上述四项业务最为关键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为例,今年3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为5073亿元,与2014年12月峰值1万亿元相比接近腰斩,台湾地区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后起之秀,3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088亿元,与2015年6月的3382亿元相比也有接近10%的回落。由此可见,在过去两年内人民币贬值预期较为明显的背景下,不仅仅是境内出现大规模换汇行为,境外人民币存款也出现了大幅的萎缩。

 其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大幅回落。今年一季度,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连续回落到9942亿元,占一季度进出口总额(人民币计价)的16%,结算规模不及2015年三季度历史峰值(2.09万亿元人民币)的一半。

 再次,人民币跨境投资结算功能正面临资本管制的限制。2015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投资结算规模快速扩张,当年下半年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累计规模为1.67万亿元,2016年全年累计规模为2.46万亿元,占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比重大幅上升至16.81%。其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大规模境外并购,成为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ODI)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普华永道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达到920宗,交易金额高达2125亿美元,企业直接以人民币开展海外投资与并购现象较为普遍。然而,随着年初监管部门对境外投资并购的审查趋严,今年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为212亿美元,同比下降77%,相应地人民币结算的ODI规模也萎缩至1776亿元。与此同时,境外特别是香港存量人民币规模的大幅萎缩,也使得人民币FDI的规模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仅为641亿元,同比下降了75%。

 最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职能仍处于起步阶段。今年4月1日,IMF首次单独发布了人民币作为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的规模与比例,引起了国内市场与舆论的热议。从IMF公布的数据看,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职能仍处于起步阶段。2016年末,各国央行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为845.1亿美元,占已支配外汇储备份额1.07%,IMF公布8种储备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澳元、加元和瑞士法郎中,人民币的份额仅高于瑞士法郎,位列第七位。

 “一带一路”峰会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新起点

 尽管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可能开启人民币国际化的2.0时代。

 从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看,美国在二战后启动了欧洲重建计划——“马歇尔计划”,一方面为输出战争期间形成的庞大国内过剩产能,另一方面通过贷款方式向欧洲地区输出美元,进而在全球形成了天量的境外美元市场。实际上,“欧洲美元”市场正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曾因其具有供应充裕、运用灵活、存放及借贷不受任何国家央行干预和限制等特点,为各国政府或大企业提供了巨额资金,对战后西欧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也促成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者地位。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不同。在此次峰会之后,“一带一路”战略将进入2.0时代,战略的重心将从此前“贸易输出、工程输出”逐渐转向“金融输出”,而“金融输出”首要策略是把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投资、工程承包、信贷、国际产能合作结合起来。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进出口总额为9535.9亿美元,同比增长0.6%,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到25.7%。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工程承包合同1260亿美元,增长36%,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正当其时。一方面,跨境贸易、工程承包、对外投资和国际信贷都需要一种国际货币作为支付和结算媒介,这给人民币提升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契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从人民币自身看,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进,特别是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认可程度将大幅提升。

 可以预计,“一带一路”将引领人民币国际化步入2.0时代,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将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优先方向,以贸易输出、资本输出为重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体经济贸易与投资为抓手,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国际货币合作区。

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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