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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召开了“2017内部质量大会”。会议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态，华为要坚守自己的质量底线。
这种表态和华为手机上半年遇到的风波不无关系。
从今年2月底，华为旗舰手机P10在国内接连遭遇舆论危机，这也让华为内部开始反省。4月底，一向被认为“口无遮拦，横冲直撞”的余承东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文，表达反省态度。
而这次大会上，余承东更是反复强调，质量优先于成本，优先于利润;华为消费者业务的一切考量都应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没有质量，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实作为将华为手机品牌一手带大的人，余承东比消费者更加重视质量。而且，他是个实干派，从来都是“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起而行之”，这在华为手机初创时，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临危受命-做手机】
在接受手机业务之前，余承东曾为华为征战欧洲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受命发展一项华为比较弱势的业务——手机。这一工作让他真正声名鹊起。
在初期，手机业务在华为体系里并没有那么重要。2003年，华为做手机是被逼无奈，因为不做移动终端，3G系统就卖不出去。2009年，公司还考虑过将其整体出售。
此后，随着智能手机和苹果崛起，任正非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但此时的华为，依旧在为运营商打工，生产廉价的定制机，连自己的LOGO也只能憋屈地藏在电池里面。要想打开局面，他必须选择一名得力的干将。刚刚在欧洲市场上凯旋的余承东进入他的视线。
2011年，余承东出任华为终端董事长。上任伊始，他就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外部，尽管华为的定制机每年有几千万的出货量，但大多数定价只有几百元，利润更是寥寥无几。更致命的是，运营商的定制机更新速度快，三个月一代产品，功能上完全不考虑用户，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而在内部，华为的管理层和员工已经习惯了定制机模式，利润低但也勉强能接受，大多数人没有动力打破僵局。再加上，当时的华为手机，要品牌没品牌，要渠道没渠道，做自己的品牌机，谈何容易?
这些困难下，大部分人选择墨守成规，但余承东是个例外。从小就是孩子王的他，做事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在他看来，定制机再做下去，必定是一条不归路。
于是，他开始放“大招”，大幅缩减定制机比例。这个决定遭到了内部的反对，因为定制机是当时华为终端的主要业务，放弃它，业绩势必会出现雪崩式下滑。
很快，质疑声便排山倒海而来。不但本土员工质疑，海外员工也纷纷发难，不少人对余承东的做法表示不满。那段时间，余承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下课的消息。很多人说，余承东快“牺牲”了!
运营商听说后，也开始撤销与华为的合作。在欧洲，15个手机定制客户最后只剩下1个，终止合作的客户包括沃达丰、法国电信等巨头。这些客户都是当初华为花大力气争取来的。尽管华为做了大量解释，说这只是战略调整，但还是失去了合作的机会。
内忧外患之下，余承东没有办法，只能死扛。尽管深受任正非器重，但余承东很清楚，在公司里他没有特权，任正非也不可能给他太多的试错机会。如果完不成任务，他只能卷铺盖走人。
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自己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地啃下。
【只争第一】
任正非也曾开玩笑地揄揶他，余承东是华为最会吹牛的人。
一般来讲，爱吹牛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吹完牛就不了了之了；另一种是吹完牛后，逼着自己去实现它。余承东就属于第二种人。
而狮子座的余承东，骨子里本就有一种霸气，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
入住华为终端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余承东提出，要用三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顶级的手机品牌。说这话时，台下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豪言壮语。
当天的会议，本来是要讨论2012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测，大家的目光停留在过去的标准上：四寸屏、1G的CPU、500万像素、10毫米厚屏。至于定价，必须在2000元以下。
余承东听了，怒火中烧，他说华为要做就做数一数二的高端手机，定价在4000元以上。理由很简单，手机是个哑铃形的市场，低端和高端用户最多。说到激动时，他还以珠穆朗玛峰为例，说人们只会记住第一，没有人记得住第二。
最后举手表决时，有2/3的人反对。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手机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掉。因为在此之前，华为从来没有卖过2000元以上的手机。
尽管反对声很大，但余承东做高端手机的心意已决。
在他接手前，华为的海外定制机虽然销量大，但定价被运营商压低至50美元。在拉美，部分运营商甚至要求华为承担全程运费。余承东对此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华为手机再这样做下去，离关门也就不远了。
他决心终结这一切。他告诉员工，华为必须从成本导向中转变过来，不能以压低产品器件规格来换取成本优势，相反要以极限标准来要求自己，务必做到“世界一流水准”。
为此，他下令上海研究所专注于数一数二的高端机研发，低端机则迁往西安。工程师们有三个选择：上海，西安，不然走人!
一时间，上海飞西安的航班上挤满了华为工程师，他们的密码箱里装着待交接的产品雏形。留在上海的人，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为了让工程师们放开手脚，余承东鼓励他们大胆试错，同时最大限度地动用公司的资源，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据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回忆，仅仅为美国运营商开发一款型号为M735的手机，华为的单笔研发费用就高达数千万。
在余承东的大力支持下，工程师们不负众望。
2012年，华为先后推出P1和D1两款高端手机。其中，P1定价2999，主打轻薄;D1定价3999，主打快速。这两款手机获得了不少运营商的好评，之前一直用三星、苹果手机的华为员工，也开始用上自己家的产品。
“在我余承东的字典里，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三年后，在华为Mate S手机柏林发布会上，余承东这样阐述自己的产品开发哲学。
【从不妥协】
其实除去年初的风波，华为手机的质量，一直以来有口皆碑。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余承东对品质、技术近乎偏执的追求。
他经常给下属下达一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从不妥协。“这个参数达不到，你必须做出来!”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在产品研发周期内，余承东经常晚上10点之后给下属打电话，反馈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是批评和抱怨：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变?面对歇斯底里般的要求，员工们叫苦连天，他们私底下管余承东叫“余疯子”。
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儿，在余承东上学时就显露无疑。初中时他差点没学上，后来父亲给他找了县城最差的中学。他每天往返走四个小时的路，很多人劝他放弃，说那个中学从来没人考上过大学。他不听，坚持上学，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上西北工业大学。
P6研发时，余承东要求工程师在研发中心搭建主客观场景，模拟不同的色温，并对200多个场景进行优化，以获得最佳的拍摄效果。
到了P7时，为了做好外观设计，工程师尝试了光哑、批花、喷砂等不同的效果，样品累计超过40种。
但余承东还不满意，直到上市前一周，他还在做优化。他经常从兜里掏出手表，对比样机的光泽，然后对工程师说：“你看，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差距的。”
P7上市两个月后，余承东对电池盖的颜色不满意，希望修改。工程师告诉他，光打样就需要十天，而且会给备料带来大量的麻烦。余承东不管，坚持要改。
余承东对员工严苛，对自己也毫不手软。
最忙的时候，他一度身兼五职，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半夜还在发微博，宣传华为的手机。
每个月，光是需要参加的例行会议就超过25个，有些会议会持续一整天。据说，相比他征战欧洲时，这还“轻松”了很多。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缺乏睡眠，让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的透支状态。有一次，他因为熬夜实在是太困，在停车时打瞌睡，恍惚中直接撞上车库内墙，差点要了他的命。
但就是这种死磕自己的玩命工作态度，让余承东和他同事们不断创造着华为手机的神话，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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