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话不是万能的，就像貂皮大衣可以不穿，但外卖还是要吃的。
近日一篇名为《外卖，正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屛，选择转发的人大致持以下两种态度，一是义愤填膺者表达赞同，一是站在对立面的批判者。紧接着，一波如《外卖毁不掉下一代，但套路正在毁智商》这样的反驳文涌现。
这样的套路与反套路，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用鲜明的观点挑起大家的敏感神经，继而让情绪高涨达到顶峰。虽说“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但也不要忘了“唯有真心换真心”。人在自由表达时，慷慨陈词易，保持克制难。
一纸诉状成导火索
言归正传，回到问题的起点，其实外卖与环保的博弈本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当行业问题上升到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公共问题时，而处于信息末端的人，难免成为“惊弓之鸟”人云亦云。
外卖平台成为众矢之的，还要从那一纸诉状说起。
在今年8月底9月初，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小度科技、拉扎斯科技及三快科技，分别是外卖订餐平台“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的主体公司。原告认为外卖订餐平台存在经营模式缺陷，未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选项，因此造成用户在点餐时会默认配送一次性餐具，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外卖平台因环境问题被起诉，这在国内尚属首例。该案已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作为NGO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外卖所造成的垃圾污染上升到法律层面，主要是希望各方能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并且推动相关制度有所改进，让外卖平台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能更加规范化。
在一不小心成为被告后，外卖平台也迅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先是在APP中添加“不需要一次性餐具”的选项；进而推出相应的环保计划，美团打出的是“青山计划”，而老对手饿了么则推出“蓝色星球计划”；设立专门的负责人员；推广环保餐具等等。态度是有了，至于行动以及最终的行动效果，恐难马上见效，毕竟外卖平台只是整个链条上的一环。
外卖平台冤不冤
面对被起诉这一飞来横祸以及周遭的批评质疑，外卖平台难免感到委屈，认为被当“软柿子捏了”。其实早在之前，任志强在出席某环保主题的论坛时，就曾怒批外卖订餐平台，称因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正在成倍增长，危害环境。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到1662亿元，增长率达到33%。外卖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在2000万单左右，每天至少产生2000万个餐盒和塑料袋。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外卖餐盒和塑料袋，材质多为不易降解的聚丙烯。而在许多发达国家，通常会采用纸质或者可降解的餐盒作为外卖包装。无论从环保角度还是健康角度，可降解的绿色外卖包装都应该是首选。说到这里，免不了要提到成本的问题。
据媒体报道，普通塑料袋的成本大概是每吨1万多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吨要2万多元。铁路上使用的降解餐盒比普通的餐盒价格要高出1-2倍，生物降解塑料比普通塑料的成本更是高出15倍。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外卖包装都由平台商家自己负责。对商家来说，增加成本主动使用可降解的包装，显然动力不足。若外卖平台强制推行，这些成本难免会转嫁到用户头上。
近年来，外卖平台可以说是迅猛发展，作为联结商家与用户的纽带，其责任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从为用户提供安全放心的食物，到主动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进而造成环境污染，这不完全是外卖平台的锅，但平台也不冤。
环保不是一时的激情
我们对塑料污染的问题，并非不重视。早在2008年就出台了“限塑令”，印象里最大的改变是，去商场购物结账时，塑料袋要用钱买了。不过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外卖来说，向用户主动收钱显然不可行。塑料垃圾造成的污染并不只是让我们头疼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只不过对我们来说，由于长时间粗放式发展，还未找到马上奏效的良策。
有业内人士指出，国家应当通过税收杠杆，大幅提高塑料餐盒的使用成本，同时降低纸盒等绿色餐盒的使用成本，如此遏制外卖包装污染的源头。类似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国家是爱尔兰。在爱尔兰，会对每个塑料袋征收相当于13美分的税，类似烟草税，真的割到肉了即便初期有些怨言，久而久之也会慢慢接受。此外，提到垃圾处理，很难绕过日本，其高效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机制值得学习。对我们来说，从个体角度出发，有所行动体现在不是“拒绝外卖”，而是在点外卖时少要或者不要餐具，吃完后能够进行简单分类。
关于限制塑料袋，在孟加拉国还有更严苛的措施。根据公开资料，孟加拉国禁止使用塑料袋，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刑，即便是发放塑料袋的人也会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虽然有成效但是对塑料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曾经的“限塑令”没有抵制住塑料污染的进一步扩张，如今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这一纸诉状，希望带来的不只是几篇刷屏的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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