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论|个人慈善与企业捐赠_

一年多前，当知名社群网站脸书（Facebook）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宣布，他与太太将捐出总财富的九成九时，全球先惊后赞。

惊的是他不好邸第之巍、车舆之饰，三十岁就看穿了奢靡的虚空；赞的是他乐善好施、富有仁义，能把个人积累广济于民。这笔善款以扎克伯格名下的脸书股票捐赠，市值450亿美元，是史上最大手笔之一。依扎克伯格规划，善款将用在网络普及化、除贫、社区教育及儿童医疗等方面，以实现人类潜能、促进人类平等。

以全球富豪排行榜看，扎克伯格名列第五，而曾名列第一、第二的盖茨与巴菲特，都在此前做了多次捐赠。巴菲特捐出的是他个人的伯克希尔股票，盖茨捐出的是他个人的微软股票。巴菲特被誉为美国第一慈善家，盖茨被誉为美国第二慈善家；但第一慈善家不囿于自我，自愿放弃善款的掌管权，而将其委托给第二慈善家成立的基金会代管。

其他知名的科技慈善家，还有拍卖网站eBay的创办人奥米迪亚，他成立了一家“把市场动能引入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投资公司，专门赞助影响力投资的研究与实践，以期通过资金来创造社会价值。

事实上，美国社会有个广为流传的默契，要求成功者与失败者分享财富，而企业家也依此发展出慈善捐赠的传统。史上很多企业家都在经商致富后，把取之于民的财富还之于民，以造福社会。19世纪最知名的案例，莫过于钢铁大王卡耐基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两人都捐出巨款成立基金会，前者盖的公共图书馆遍地开花，惠施于民，后者驱动的农业革命绿意盎然，德泽社会。

这也应了亚当·斯密对人性的看法：企业家精神的极致是一种源于精打细算本能的美德，但它并不蕴涵普施德惠，故与源于恻隐之心的仁德无关。企业家须在成就了“精明之德”后，再善尽“仁爱之德”，才算双德兼备，福致圆满。

中国也有捐赠传统，因家族为历来的经济单元，故捐赠对象主要为族人与乡里。中国古代的大商贾虽亦涉入企业家捐赠，但它不是典型范例，更正宗的是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在显贵后对家乡及宗亲的扶持。此处最知名者莫过于北宋宰相范仲淹（文正公），他父亲逝世后，母亲谢氏携子将灵柩安葬于苏州老家范氏祖茔，暂住附近的咒钵庵内。原想守灵三年，无奈范氏家族不愿济助，孤儿寡母遂贫苦无依，难以为继，最后母亲只得携子改嫁。

依据传闻，文正公读书“昼夜不息，冬日惫甚，以水洗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故有“断虀画糜”之说。因个人早年际遇，范仲淹初显贵时，就在苏州城郊购置了良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族人，令其日日有食，岁岁有衣，嫁娶凶葬时都获赡助。义田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针对受施对象、配额、永续运营等都有明确规定，由范氏族人中善会计及管理者负责执行，并受长者监督。《古文观止》收录了清代钱公辅的《义田记》，其中对范仲淹博施济众的行为及义田制之可持续管理都有说明，值得一读。

事实上，自宋代以后，“义田”及“义庄”在中国南方相当普遍，构成历史上国人慈善捐赠的主要形式，而这可由上海图书馆家谱室里尚存的一些古籍看出。家谱室所保存的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善本书家谱，尤以兴旺家族为多，而它们富裕有余，最有涉入义田与义庄的能力。各门家谱对义田的购置、出资者、运营细节等都有所载，除为子孙留记录外，更垂范后世。

不过，无论时空背景，以上案例都为个人捐赠，属个人慈善行为，而与企业捐赠或政府济助无关。更具体地，扎克伯格、盖茨与巴菲特捐出的，是其个人名下持股，而范仲淹及钱公辅购置义田的资金，源于其禄赐所得。姑不论文正公自奉俭朴，死后“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连这些美国企业家的行善动机也素白纯良，其间不夹杂鱼目混珠、假公济私的行为。

个人捐赠外，另有“企业捐赠”，其捐赠决定由企业高管所为，捐赠资金表面上由企业支出，实质上由股东分担。更具体地，大企业都以公司为名设立了基金会，如花旗基金会之类，其运营资金出自企业的税前获利，而这类提拨款常获政府免税。企业捐赠一般都由基金会进行，而套句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话，这种捐赠是企业慷股东之慨，用股东资金替公司做善事，而其行为未必符合股东心愿。

弗里德曼教授的说法也引出了企业捐赠的问题，其中之一关乎捐赠动机：倘个人捐赠代表善心，企业捐赠与善心的关系如何？事实上，企业动机远比个人复杂，这问题的回答不易，也有不少相关研究。从理论面看，诠释企业捐赠行为的理论大致有两个，一是善心说，另一是罪行掩饰说。

依前者看法，企业捐赠系出于组织的良善意愿，通过赈灾、扶贫、社区认养及项目赞助等方式，以落实社会责任。依后者看法，企业捐赠是组织正当化的工具，当企业有不符法规、常规及价值观的行为而被社会否定时，须以捐赠行动来获取认同。换言之，当企业因涉及虚假广告、不当解雇、环境违规等失责行为而形象受损、甚至被民众唾弃时，可借捐赠粉饰罪行，以重获肯定。因此，依罪行掩饰说，企业捐赠与慈善无关，而与失责行为有关。

针对两种说法，学者分别进行研究，固有发现支持善心说者，但竟有更多证据支持罪行掩饰说。例如，以美国公司为样本的一项研究，实证结果就指出企业捐赠与失责行为之间有正向关系：企业失责行为被揭发后，因须修补形象而大搞慈善捐赠。以捐赠动机而言，这类发现凸显了企业与个人的差异，企业捐赠未必全由善心驱动，有时甚至可能与恶心相连。企业以慈善捐赠掩饰其失责行为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韩国第三大财阀SK集团曾因涉入违法交易与会计欺诈等多宗案例，遭到公民社会团体控诉及政府调查，但它每次都在事件被揭发后进行大规模捐赠，拟以此粉饰失责行为。台湾的顶新集团亦然，它旗下有正义食品、康师傅等多家关连企业，因使用问题原料遭媒体揭发而声誉重创，公司亦以巨额捐赠成立食安基金，拟以此洗脱罪名。

无论出于个人或企业，与捐赠相关的问题很多，慈善动机只为其一。本月大哉论以此为题，与读者分享背后的理论、实证发现及几件中外具体案例，希望以后还能续缘，作更多讨论。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金融伦理学、可持续性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