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美国经济研究局的会议上，诺奖得主塞勒教授曾讲道，行为经济学什么时候成功？就是大家不再讲行为经济，而是都用行为经济的思路来思考问题的时候。
作为塞勒的好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教授也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颇有建树，他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为经济和金融很大的方向，就是让大家更多地意识到行为经济和金融的重要性。朱宁教授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开演讲和出版，致力于推广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陆家嘴》：塞勒教授是您的好友，在诺奖的消息公布之前，你有预想过塞勒教授获奖么？
朱宁：清华五道口前一阵转发了我去年教授《行为金融学》课程的记录，里面就预料到塞勒会得奖，没想到今年这么快就获奖了。
《陆家嘴》：塞勒教授多彩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拍电影、炒股、常年被视为“学术叛徒”等等，在你眼中，塞勒教授是什么样子？
朱宁：我对塞勒教授有三个印象。第一点是自信，他对自己说的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争辩到底的态度；第二点是风趣，和他一起吃饭、聊天感觉很愉快，可以听他讲很多掌故；第三，我觉得他确实有很强的反叛精神，他不会追崇现在已有的一些理论或者框架，这对于他推动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陆家嘴》：你认为塞勒教授对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朱宁：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是有限理性，这对于整个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颠覆。另外，塞勒教授在利他主义、心理账户、禀赋效应、自制力和在时间上的选择，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
《陆家嘴》：2013年诺奖得主席勒与今年诺奖得主塞勒都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领域有杰出贡献，他们二人之间的研究有何区别？
朱宁：塞勒教授研究的更多的是对于人的理性的假说，究竟人是不是理性的，如果不是理性的会犯什么错误，而席勒教授的研究的更多是，假设这个人是不理性的，对经济和金融有什么影响，无论是资产泡沫、资本市场非有效性，股价是否可以预测，席勒教授对于行为金融和这种非理性行为对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关注更多一些。
《陆家嘴》：请问目前国内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研究和教学的状况如何？
朱宁：国内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的研究和教学相对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首先，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中国的金融体系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欠缺，现在还是在模仿西方，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研究；第二，教材方面也略有不足，我出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投资者的敌人》，另外一本《刚性泡沫》，希望能够分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行为金融和行为经济。
《陆家嘴》：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对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有哪些影响？
朱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整体目标设置上，意识到人的选择可能是非理性的，有时候政府的一些政策目标可能也是非完全理性的，那么在这个框架下，如何追求最优？这对整个经济金融改革有框架上的影响。第二，就具体的金融改革来讲，行为金融里面关于人的储蓄行为、投资行为、有限套利等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具体的金融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行为经济研究里面也谈到了人对于未知情况的畏惧和风险规避，也讲到了拖延的个性。这种个人层面的行为在我们政策制定和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的行为最后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行为。对于制定更好的政策，避免一些缺陷或者问题，行为经济学会有一定的帮助。
《陆家嘴》：行为经济学从兴起到如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典范，能否谈谈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
朱宁：行为经济学到现在有四十年的历史，和新古典经济学四五百年的历史相比，可能是非常短暂的，但过去四十年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有非常大的进展。行为经济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利用实验来对人的决策、对效用、和对博弈论里面的选择进行一些研究。最近比较先进的研究是神经经济学，通过对人脑的扫描，了解人在进行某种行为或者受到某种环境影响的时候，大脑是如何活动的，这可能是行为经济学今后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从行为金融学来讲历史更短一些，大部分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所以只有三十年的历史。这里有三个大方向的研究，第一就是对于市场有效性，在整个资本市场里面找到大量的证据可以否定市场有效性的假说。第二个方面，对于人在金融市场里的行为有更多的实证研究，对于投资者的目标函数的假设提出了一些质疑。第三点就是有限套利，资本市场或者金融体系里面原来认为只要有套利存在，市场就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假设也取决于人的行为和选择。如果这个套利不能够成立的话，其实市场上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行为。
最近十年行为金融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领域是行为公司金融，就是把行为金融和公司金融结合在一起，研究如果公司的高管决策是非理性的话，对整个公司股票的表现、业绩、投融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