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大讨论_

近日，知名财经学者李炜光提出了“死亡税率”这一说法，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即“死亡税率”。这一说法正好与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不谋而合。

针对税负过重的说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1日刊文指出，“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全文如下——

“死亡税率”引发的税负问题思考

日前，有关媒体相继报道“死亡税率”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死亡税率――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归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这一说法的提出，足够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激起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界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绪宣泄，引发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的误解，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所谓的“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与“30－40%的税费负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需审慎对待，尚难以简单评价！至于30－40%的“死亡税率”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这一结论，严重曲解和低估了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思维，是否可以这样递推出：只要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经济下行压力就会得到遏制。显然，经济运行状态的转变远非这样简单。至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7%的增长。可见，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正确看待宏观税负的水平

　　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此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税率，世界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23.7%，欧盟国家所得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2.1%，OECD国家平均为24.8%；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15.7%，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6%。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

　　三、税负的结构性分析

　　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四、完善我国宏观税负的几点思考

　　一是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二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借营改增减税之机，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规范税前扣除。通过税制改革，为政府实施精准调控预留空间。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

文章发布之后，李炜光接受了网易号自媒体《知道》的采访，做出了回应——

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问：中国的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的16.5%，到2015将近37%了，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税负变化情况如何？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问：今年上半年，您带课题组先后赴全国四个城市，对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进行调查，这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问：调研的结果是什么？

李炜光：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问：死亡税率”的概念一出来，有人抨击这种说法以偏概全，误导公众，你怎么看？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问：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你得出40%的结果论，是怎么算出来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增值税等都不合理

问：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国企业总税率将近70%？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问：企业要生存，税负率控制在什么区间比较合适？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主张轻税。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问：中国民营企业到底交多少种税？占比较高的是哪些？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问：企业除了承担税负外，还要缴纳哪些费用导致其负担重？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问：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中国税负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征收了增值税，您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企业都觉得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相关的税是不合理的，您觉得主要是哪些税不合理？

李炜光：曹先生说得没错，我们说得也没错，在企业这两方面税负问题都存在。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问：曹德旺觉得中国税负太高，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建厂，中美税种设计和征收方式上有何不一样，导致中国税负高？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问：您在调研中，有遇到企业因税负比较重，偷税漏税的问题？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问：国务院也相继出台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财政部公布数据称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在实际调研中，企业税负减轻了吗？有专家甚至直指：“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是假减。”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问：之前您说，现在中国就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来不应该这么快进入衰退期，换言之，假如改革开放以来，不对企业苛这么重的税，是不是现在经济会稍微好一点？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中共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问：重税制度继续下去，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重创？

李炜光：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美国减税中国企业也很难出去

问：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提出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将来中国企业会不会都去美国开厂子了？

李炜光：这个恐怕难度很大，企业要出去，得把资金换成外汇。我国对外汇有管制，很难把资金转移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行，像打篮球，在各省之间打还是挺热闹，但是能打世界强队吗？恐怕不行。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问：有消息说英国女首相也打算仿效美国，继11月宣布减税到17%后，把所得税减至15%，全球减税浪潮要开始了？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问：会不会倒逼中国大规模地减税？

李炜光：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不好说了，我不做任何评价。

中国只有3种税通过立法

问：你之前的专访中提到，中国18种税中，只有3种税是人大立法通过的，是这样吗？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问：那是不是说明大部分的税都是政府单方面定下来的？宪法第56条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并未设计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纳税人权利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保护纳税者权利？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问：现在我国企业税负改革最大阻力是什么？还要进行哪方面的改革？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来源：网易号自媒体《知道》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各界声音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必须解决死亡税率问题否则企业全跑了。真正实施财政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各方面成本比较低，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经费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干死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污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林地补偿费、社会抚养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岳树民：过去税收征管能力差，企业少交或不交税比较普遍。现在征管能力提升了，尤其营改增以后企业逃税难了，这也是企业感觉税负重的一个原因。对企业而言成本不分税和费，各种不合理收费最终都转嫁到企业身上，导致企业整体负担加重，比如，强制征收的教育费附加、随工资“水涨船高”的工会费、收缴容易支取难的大公共维修基金……

网友评论

@逍freedom遥：曹德旺去美国开厂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能源价格便宜，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而玻璃恰恰是高耗能行业。我衷心希望这些高耗能企业，搬去美国越多越好，美国沦落到和中国比只有能源价格优势，吸引高耗能企业，我怎么看都是中国的胜利。

@小雅巴丁哥：神烦那些不懂税的人谈税收问题，作为财务从业人员，我测算过营改增后企业实际税负是下降了的，但是很多私企比以前难逃税了！

@海风月下：中国是计划经济与国外是有区别的，不能单从某一个角度去衡量，经济不景气时减税只是“止痛剂”，解决不了根本原因。

@阿宝Raymond：不好意思，我身边做实业切实解决几百人以上就业的朋友90%转行了，就在前几天我爸一个开了25年化妆品灌装厂的朋友关门，全厂250多人，其中70多人跟着这个老板十年以上，吃散伙饭时好多人都哭了，企业营业额年增长率15%，盈利每年下降20%，从五年前开始就是小亏，老板撑了五年撑不下去了

@那个张先生：其实并不误导，反而总局急于掩盖事实。实体经济的税负比其他产业，尤其是支持GDP数据的房地产业的税负"重"(房地产可以捂盘涨价，快速增加收入)。实体经济成本费用基本固定，近些年成本增加，意味着收入相对减少，而税率保持不变，到最后净利润只有更低。抛开"砖家"意见，合理调整税率，迫在眉睫。

国家税务局网站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