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起家成首富，这个想要炸掉喜马拉雅的男人出狱了…

今天早上6时15分，湖北洪山监狱，牟其中唯一指定代理人夏宗伟登记进入洪山监狱，35分钟后，牟其中乘车离开服刑16年的监狱。

许多年轻的人已经不太知道牟其中这个人，他的故事，恐怕只有70后或年纪更大的人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在数十年前，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都曾是经济领域的明星，誉之者称其为“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 称其神作为“天才的狂想曲”。1994年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称号，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知名企业家；1997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

但与在媒体上风头无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又很少有人能说得清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究竟是做什么业务的。

今天，就让扑克投资家就带你重温那个用罐头换回四架飞机，也曾号称要炸开喜马拉雅上的男人。

风雨前半生

牟其中前半辈子与数字“三”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名叫牟品三； 300元钱起家；坐了三次牢。

1940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在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商人家庭。

在牟其中的记忆中，其父牟品三是一个聪明、勤奋、正直、又有公益心的生意人，耳濡目染，牟其中的童年与一般的孩子相比，多了几分商业的熏陶。“这种熏陶给我后天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牟其中曾经总结过自己的童年。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当时的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公司的全部家当包括牟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向别人借用的一张饭桌。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算得上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私营企业之一。”中央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南德集团有过专门研究。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为牟其中进行商海实战的第一个试验田。后来，这个实体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变，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沿用了下来。

此后，牟其中揣着300元钱，准备到外地开拓事业，他把事业发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庆。在那里，牟其中开始了他的座钟生意。

今天看来，他做生意利用的是当时银行结算、汇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解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挖掘出第一桶金，这就是牟其中著名的“空手道”理论。“用很少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制度和一系列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资巨大的项目，借用竞技体育的一个名词，名曰‘空手道’。”

罐头换飞机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后他又用了他的“空手道”理论做成了冰箱生意。这笔生意为南德集团的国际化积累了两个条件：一是资金，为以后的飞机贸易准备了启动资金；二是经验，为国际化生意的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两国的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在此前后，牟其中已经对国内、前苏联、东欧等国作了相对系统的商业调查研究:当时苏联正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因经济一度过热，导致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国内与苏联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行政部门与官办企业对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面有个“权利真空地带”。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远，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使对方在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上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

牟其中从中看到了易货贸易的可行性。也就是这样一次操作，令他声名大噪。

1989年，牟其中从万县坐火车到北京准备推销竹编和藤器。在火车上，牟其中认识了一个河南人，从他口中得知正面临解体危机的前苏联准备卖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两人东吹西吹，竟使牟其中做起了飞机梦。于是，牟其中在京郊租了一间民房，也不推销竹编、藤器了，到处打听有谁要买飞机。

后来，他打听到1988年开航的四川航空准备购进大飞机，以逐步换掉运7、运12飞机。而当时购买一架图-154飞机需人民币五六千万元，而买一架波音客机则需两三亿人民币。牟其中硬着头皮找到川航，竟然谈成了这桩生意。后来经过国家计委批准、民航总局同意，川航购进了牟其中以皮革等轻工产品易货购进的4架图-154飞机。

牟其中共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七个省组织了500车皮商品交给俄方。据称，单此一笔牟其中就赚了近亿元。在这次生意中，南德集团以少量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企业随之走向了巅峰，牟其中也因此被戴上了“商界奇才”的光环。

在中国企业史上，牟其中是最奇特的一个种类。如果不是后来经商，他可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学教员、业余政治评论家或有野心的县政府公务员。他对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充满了冒险的激情。他的空手道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也很是启迪了一代渴望财富的人们。然而，他却耻于做具体的实业，对资本经营则无限痴迷。巅峰与滑铁卢

成名之后，牟其中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作频频出炉：

1992年，他提出由南德出资150万美元独家赞助举办“华人经济论坛”，每年在总共大陆举办两次，邀请全球各地华人企业家和华人经济学家参加；然后，他宣布在北京建立1000亩的高科技开发区，准备进行高技术项目的开发生产，南德投资5000万元在全国每个县建立一个高蛋白饲料工厂。

1993年，他与重庆大学签署了联合办学协议，同时双方决定将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世界各地，在五年内做到销售收入1000亿元，南德投入2亿元成立重庆麻辣火锅快餐公司，将从1000亿元收入中拿出15亿元建立重庆大学教育基金。此外，牟其中宣布收购重庆当地的一家柴油汽车修理厂。同年春天，牟其中宣布投资100亿元独资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11月，他又与张家界市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独资10亿元进行区域开发。

1994年，他提出建一个118层高的大厦，地点考虑在北京或上海，下边的广场就叫邓小平广场，投资100亿元。他还走马考察陕西，情绪激动地表示，准备在陕北投资50亿元；3月，南德宣布要搞三大项目，分别是中华巨塑、世界华商大会和南德别墅，此外他还在一次情绪激昂的记者会上宣布将出资31亿美元给中国海军买一艘航空母舰。

1995年，牟其中在一次演讲涨提出要办一所“南德儒商大学”，投资5亿元。并宣布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南德集团进入世界十强企业行列（1996年的南德集团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为：“在2005年或更短的时间里把南德集团建成世界十强企业”）

1996年，他宣布对辽宁的三家国有企业进行2亿元的投资改造，3月，他提出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缺口，把山峰降低2000米，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涌入大西北，彻底改善该区域干旱少雨、土地广阔不肥沃的生态环境，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继而他又提出采用定向爆破的办法，在横断山脉中筑起一座拦截大坝，可以为黄河引入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投资额为570亿元。

1997年9月宣布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后来“为了退还无锡公司的股权，南德忍痛将已经出租、按合同总租金收入为4440万美元的卫星股权，以1450万美元的价格，变现出让”，而这一买一卖一倒手，牟其中即亏损大约3000万美元，约合2.5亿人民币。此外，宣布在做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项目，计划在6-8个月内，生产出运算速度在10亿-100亿次之间的芯片。

正式将炸喜马拉雅山计划更改为“通天河计划”，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八百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变成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让下游民众共享“清水”之福。

1998年宣布用三年的时间，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50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最终建立起几十个高新技术垄断、行业垄断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再对这些优秀的企业进行国际金融操作，获得更多资金，又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这一个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一次次像炸弹一样地在全国媒体上爆炸，一次次地把牟其中聚焦在耀眼的镁光灯下，使他和南德公司光明夺目。牟其中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先后提出“99加1度”、“平稳分蘖”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当时的企业家群体中颇有思想家和战略家的气派，作为一个公司经营者，他在数据上向来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南德公司的资产和盈利像橡皮筋一样地难以测量。

应该说，牟其中是最早看到国有企业解体及体制转型将带来巨大商业契机的人，他早年倒卖座钟及“罐头换飞机”都与此有关。1992年之后，在中央决定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第一次产权改造的时候，他敏感地认识到这将是一场百年一遇的资本大盛筵，对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的重组与倒卖是下一轮财富累积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的“99度加1度”理论，就是“充分挖掘计划经济的闲置资源，实现市场经济的超额利润”。在他看来，国营企业和政府资源就是那“99度”，南德和他牟其中就是让水开沸的“最后的一度”。

在南德集团的大厅里，他赫然立起一条金子标语“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以此为南德经营战略的目标。一位经济学家走访南德，见此标语后莞尔一笑道，它实在应立在国家某部委的大厅里。牟其中还提出了一个搞活3000家大中型企业的“765工程”，即为每家国有企业注入7.6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达到迅速完成企业体制转型、资产转活的目标。他还具体地谈到执行的时间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计划引资18亿美元，四年完成整个中国的工业化。”

后来者读到这些文字，大概都会把这个四川万县人当成是妄想症患者。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却一再地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严肃报纸上，牟其中确乎是真正看到了国营企业被全面改造的命运轨迹，无非他表达的方式实在太过夸张和炫目。从本质上来讲，牟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他确实也与当时一些很有政府背景的国有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有密切的往来，他所有的项目其实都是为了从各地的金融机构融到资金，以空手套狼的方式在企业转型中获取利益，在其后的十多年里，无数“商业天才”用这样的方式一夜暴富。

牟其中的错误在于，在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他连续不断地、让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让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

1997年。9月，一本非法出版的杂志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其书名骇人听闻——《大陆首骗牟其中》，据称是由“三个曾经投奔南德的高级打工仔冒着被追杀的生命危险”写作而成的，它把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在书的封面上，它以牟其中前任律师的话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这本非法出版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遍了全国大小书摊，牟其中百口难辩，原本就建在沙土上的南德集团因此分崩瓦解。在这期间，经济检察部门也开始展开秘密调查。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同年10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正式以涉嫌“信用证诈骗”起诉南德集团、牟其中等。2000年5月，牟其中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金额折合人民币6.2亿元。

其实这已经不是牟其中第一次入狱。上世纪70年代末期，牟第一次入狱，在狱中呆了4年零4个月，是因为他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牟其中与他的伙伴认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无疑是异端学说，他们的牢狱之灾也随之而来。

第二次入狱则是他的一次意外：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刚刚确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计划经济发展的体系中，牟其中利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段做生意，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业环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方式。1983年9月17日，牟其中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被收审。在入狱第11天，牟其中竟然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大胆寄给中央领导。后来在入狱11个月后，他再次被释放。

而这第三次入狱，应当如何看待呢？信用证的担保与支付，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国内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先例，直接导致了司法界、理论界对此案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后来的案件审判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原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属实，南德集团和牟其中也应是不构成犯罪的。

狱中生活

牟其中在洪山监狱服了16年的刑（无期徒刑，羁押期间的时间不计在内）。在狱中，他坚持做三件事：锻炼、写作和思考。

他的作息非常规律：上午阅读、写作3个半小时，午睡一小时，下午继续阅读、写作，每天坚持锻炼。晚上看《新闻联播》，在监区允许时，还会看中央一套8点档的两集电视剧。

因为年纪较大，又患过病，狱方每天给牟其中测两次血压，一周测两次血糖，3个月去监狱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

刚入狱时，牟其中刚过60岁。为了消遣，他会去做些拔草的工作。按照规定，上了年纪的犯人不用参加劳动，现在牟其中没有工作任务，锻炼是他在狱中最主要的“体力活动”。

最初，牟其中每天会用50分钟来锻炼身体，主要爬楼梯，每天上下十几层，甚至还坚持洗冷水澡。后来有人告诉他，爬楼梯对膝盖损伤大。此后，牟其中变换了锻炼方式——在地上爬，每天一二十分钟，因为在地上爬的时候会磨到手，他还专门让人买了几副手套，戴着爬。在创业时就十分注重保健的牟其中认为，通过这种爬行的锻炼方式，对治疗颈椎、腰椎病有很好的效果。

除了在锻炼，牟其中其他的时间都花在学习和思考上。他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基本都通过《人民日报》以及一些《文摘》类报刊，每晚必看《新闻联播》，此外还有监狱图书馆内一些关于法律、政策类书籍，牟其中读的最多的书是《资本论》。他会把有价值的内容分门别类，逐条摘抄、记录，每天坚持写三五千字阅读心得和分析文章。现在牟其中的笔记本，摞起来已有数米高，字数达数百万。

通过这些有限的渠道，牟其中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的关注，特别有关司法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是他重点关注的方向。前者跟他所处环境相关，后者则是他长久关切的事。

2001年，他在监狱里继续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关于股份制的又一篇论文，呈送党中央。论文的题目是《国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认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我们从1978年至今，已经足足23年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问题之沉重与艰难。”他说，问题出在将财产的个人占有和私有制或财产私有联系在一起了。他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当今社会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而强调“基于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最有效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他还委托夏宗伟在给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件中，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问题的理解，称“目前我们认识的误区，在于在初级阶段中存在剩余价值，故存在剥削；在于我们将任何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的剩余劳动与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剩余价值这一剩余劳动的特殊形态混淆在一起了。”

他提出：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商品、货币和剩余劳动，但不存在剩余价值和剥削。表现在微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遗产税、赠与税、奢侈税、高额累进税集中到国家手中，实现剩余劳动的第二次再分配，作为社会公益金进行事业救济，实施全民教育和环境的改善，总之，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这样就可以在微观上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在宏观上用剩余劳动再分配的方式，防止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

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之中，私有制和私有者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社会的资金管理人和马克思所讲的在私有者消灭以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个人财产所有制。

此外，牟其中努力为民营企业洗刷“原罪”。他一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没有获得真正商品经济经营者应有的地位与权利。而自他以后，一批所谓“富豪”民营企业家的纷纷落马，是个危险的信号，可能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他失去了自由，也要奋起为民营企业正名。

2003年8月初《南风窗》发表了《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一文，提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大力推荐的韩国高丽大学金融教授张夏成在1997年提出的民企“赎罪”的BOT方案(即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议让企业家利用原罪资金创业(Build)，然后经营(Operate)，最后经过多年赢利后再转移(Transfer)给政府。

牟其中对郎咸平以及其他类似观点的人的这种“原罪论”感到愤怒。从2003年至2004年，他通过各种方式，由南德理事会代表他，发表了许多批驳“原罪论”的文章和讲话。“我们实行的是罪刑罚定的现代法治原则，是我们庄严的宪法原则。不经审判、不经调查、不凭证据，就可以一口咬定所有民营企业有罪吗？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当一些人按照法律标准找不到民营企业家的罪行时，‘原罪’理论就有可能化成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于是民营企业家们就随时有被依据神学世界的理论而在现实世界里定罪的危险。‘原罪论’成为悬在梁上、随时都有可能掉到头顶的一把剑。如果非要说民营企业有‘原罪’，那显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以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了。我们难道应该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吗？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这种否定就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历史功绩和历史责任。我们只有用市场经济的眼光，与时俱进的眼光，才能找到现实的合理性。‘原罪论’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在牟其中看来，更值得谈论的是民企的生存环境。

反思、反思、再反思

狱中的牟其中从报纸上看到德隆的四面楚歌和赵新先的谢幕，开始反思南德的得失成败。他也是希望由此思考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牟其中看来，德隆、三九偶尔有了点经营业绩，立即上市增值，不考虑市场的“半流通”风险，按虚增的价值与银行的现金打交道，融短投长、上市融资，不老老实实地追求企业利润，而仅靠资本市场的操作，求得奇迹式的发展。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风暴到来只有倾覆的命运。

2001年国有股减持以前，股市泡沫大半，这批上市的民企是按当时的市值来衡量自己的力量的。一减持，股市挤出2／3的泡沫，民企、“三九”一类国企则转靠银行的短期贷款，拆东补西，维持繁荣。此次一调控，收缩信贷规模，马脚就露出来了。“三九”的负债率达98％，资产是评估的，是死的，银行的现金是真金白银。所以一家银行贷款到期，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若在完全的市场体制下，银行借款合同是契约，没到期，不能追债，连重话也不能说，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可是，“我国的银行是政府的，是国有资产，这一切综合起来，德隆一般的企业，怎能不倒霉？”

“德隆”和“三九”一类企业在宏观条件，即法制条件、金融条件、道德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又不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自认为自己处于美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孤军深入，身陷计划经济重围的结果，只能是被人聚而降之。

牟其中认为，“德隆”、“三九”的困局，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遗憾的是，“德隆”和“三九”，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没有力争改善我国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即争取市场化的努力。

他十分希望带领南德集团完成过去已经开始而未及完成的重要项目。一个是从开发满洲里走向西伯利亚，在俄方一侧建立一个南德重化工工业城市，开发铁矿石、木材、石油、天然气、铝等资源并加工；另一个是续梦通天河计划，而这与2005年末《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介绍的每年从西藏水系中调2000亿吨输往干旱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包括新疆）地区的构想难分难解，操作难度确实大，但或许不是所谓“骗人的鬼话”。牟其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都很明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可能会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而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不过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后来者更应该做的是从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