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
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
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发表观点创造了机会。
第三，草根运动的发生是有可能的，胜利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草根运动确实有可能发生，但问题在于，运动之后又怎样？或者说，草根运动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
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意大利社会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认为，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精英和大众两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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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堕落导致失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
美国现在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这个讨论正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
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媒体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这些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管理阶层一定是衰败了。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即使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也能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
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时期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
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
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尽管一直被视作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
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层。这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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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
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
这种转型对西方国家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
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
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
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
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做进一步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最后会导致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具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
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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