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过剩之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国内仍然突出，相当多的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这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广大企业为之发愁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过剩资金却漂在资产层面，结果导致各种畸形的现象仍在发生。
以政府融资为例，虽然国务院2014年发布43号文件规范地方政府发债，同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置换，但近两年来，仍然不能彻底堵死地方政府各种违法违纪的融资行为。近期，地方融资平台又活跃起来，再度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担保，形成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有债务。对此问题，财政部近期重申，融资平台2015年后举债不属政府债务，并声言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建立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日常监督机制，依法加大查处和曝光力度，对违法违规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会同有关监管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在企业层面，为了解决融资问题，企业间互相担保引发的债务问题十分突出，还有企业干脆去借高利贷，由此引发的企业债务问题在某些地区十分严重，大有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之势。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举债以及企业融资问题不断浮现，背后有很多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地方融资难的主要结症在于地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是地方融资问题的主体。我们近期在山东的考察中了解到，地方基层对打通融资瓶颈（政府和企业）的需求很迫切，很多地方有产业基础，企业运行也还不错，市场问题可以克服，但金融短板却难以解决。客观来看，作为融资主体的商业银行也感到为难，银行也是要为股东负责的企业，在现有的监管和风控体制之下，有很多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贷款。为了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搞一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地方不得不再次借助地方融资平台为一些项目及企业融资，或为其提供必要担保。而在不断增多的约束下，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也确实很有限，需要地方平台扮演重要角色。
其次，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并无多大的财政独立权力，市场并不相信中央对出现债务危机的地方会见死不救、不给予债务兜底，不相信中央会容许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出现。看准这一点的市场金融机构，在给地方融资平台放贷时实际上并没有太多顾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很高，其非常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足够的市场约束，地方政府举债只需要投资机构评定其可受信的债务额度，其能否借款以及借款的额度，受制于金融市场，服从于市场秩序。但中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国内现有的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机制，都无法做到充分识别和防范债务风险，对约束地方政府举债更是作用有限。
第三，现有的法律法规很多形同虚设，对违法违规举债或为企业担保的地方政府追究不严格、问责不严厉，地方政府因违法违规而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相关收益，变相激励了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此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行政监管，中央目前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一一掌握、鉴别、查处，地方政府对付中央的监管则招数层出不穷。而中央对地方融资问题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也给地方政府钻空子留下大量余地。
最后，2015年以来通过规范地方发债，确认部分融资平台债务为政府性债务，用低成本融资对存量高成本债务持续置换，把杠杆从地方平台公司转移到地方政府，调整负债结构，拉长债务期限，缓解了平台的债务压力。此外，融资平台承担的政府投资功能，在2014年43号文发布后也有所弱化，再加上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拓宽（PPP、发行公司债、海外发债）、成本下降，融资平台在43号文发布后经历的那段资金紧张时期已经过去，其债务风险确实下降不少。再加上实体经济信用风险不断扩大，各类企业违约时间频发，都导致过剩资金更多流入城投债。
综合来看，中央与地方在融资问题上各有各的道理，但实际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不可能在区区两年内真正解决。当前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的因素有很多，但核心因素是企业融资难。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基于现实，我们对此的建议是，解决地方融资问题应该集中精力于社会资本，想办法把社会资本引导进市场体系中。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应该鼓励以民营企业为核心发展财团经济（详见安邦关于财团经济的研究），这应该成为今后国内各级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另外，地方政府加杠杆毕竟有极限，从长远计应进一步规范地方债务管理和融资平台，加强对融资平台的审计和债务确认，将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或担保透明化，加快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实现平台公司此前提出的“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拥有独立主营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的转型目标，真正实现与政府信用的剥离。
我们认为，若能将以上措施结合起来综合施策，地方政府有望平稳化解债务风险，减轻对平台公司的依赖，并为地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找到更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地方政府也可藉此减轻身上背负的发展经济、减少失业、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压力。
地方融资平台近期再次加剧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有债务风险，背后有多种现实因素，核心问题还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解决地方融资问题应该集中精力于社会资本，应该鼓励以民营企业为核心发展财团经济，这应该成为今后国内各级政府政策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