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巨额债务问题，中国正在小心翼翼地“去杠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去杠杆，这是带有风险的调控，足以显示国内债务问题的危险性。中国经济是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政策不宜搞“一刀切”，因此去杠杆也要看领域、看地区、看市场。
杠杆问题的核心是债务过高，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并非每个领域都是高债务，不同领域债务问题的风险不同，因此，分析债务问题的结构，找准关键的高债务载体，对于去杠杆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就非常重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截至2016年3月末，我国总债务规模达175.4万亿元，总杠杆率（总债务/GDP）超过250%，不仅远高于2005年末150%左右的水平，也远超1998年前后170%左右的水平。在总债务中，企业部门（指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近114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69%，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5.5%）、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106.4%）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9.4%）。
国内学者李扬带领的团队的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合计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比重为39.4%。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加进来，以宽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在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中国问题最大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债务率2015年底高达131%。如果考虑融资平台债务（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由此看到，国内债务问题最严重的是企业债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债务中，最大的债务不是来自民营企业，而是来自国有企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速逐步下降，宏观经济脆弱性显著上升，而宏观经济脆弱性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债务。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的国企负债总额是87万亿（相当于同期GDP总量的117%！），今年3月份到90万亿，每个月仍然以10%甚至15%-16%的速度增长，按财政部统计口径，到今年年底国企负债总额应该会接近100万亿。如果今年经济增长6.5%，那么国企债务大约相当于GDP的126%！
上述数据显示，国企债务规模已经远超中国GDP的规模，而且国企债务增速还在以当前GDP增速2-3倍的速度在增长。有人会说，债务的风险要看对应的资产规模。道理不错，但问题是，国企整体还在不断加杠杆。数据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的负债率在2001年是62%，现在仍然是61%左右，但如果把商业类、服务类型国有企业都加起来，负债率达到66%。
很显然，如果国企这一群低效运转的微观经济体不进行改革、不紧急刹车，它们将源源不断地吞噬掉大量的金融资源，其债务规模将会持续增大。由此累积而成的债务堰塞湖，终有一天将会轰然溃坝。正如张文魁给出的比喻，“国有企业的债务是深水炸弹，踩不着不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去杠杆，实际上是对中国债务“炸弹”中最重磅的一颗进行拆弹工作，先要停止这颗“炸弹”继续变大，然后要为它逐步减量，拆除可能引发爆炸的引信。
强调并重视国企债务的风险，我们认为，在政策上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去杠杆的重点是国企，这是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病灶。因此，去杠杆的政策就要区别实施，对债务较轻的民营企业则要采取弹性政策，甚至允许其加杠杆。有数据显示，在国内工业企业中，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2001年的59.7%持续稳定下降到2014年的52.1%，这是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负债率水平。
其次，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改革国企不但可以消除国企带来的宏观经济脆弱性，还可提高中国宏观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但如何来改革国企？有研究者建议，可以通过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来推动其债务重组，另一种方式是推动国企再搞一轮债转股，还有一种方法是对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以保国企地位为目标的，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国企债务。从国民经济大系统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改革国企，一是以共同基金方式来改革国企，二是限制国企增量发展，以民营企业为主来发展市场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