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稳中有进”，能否实现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实体经济二次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好坏。为了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我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十年行动纲领，以新技术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并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还选定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电动汽车、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中国发展产业有一个“特殊优势”，除了产业政策的倾斜，还能动员各种财政资源、金融资源来为认定的产业发展输血。比如，为了支持战略新兴产业，中央不仅成立了数个“国家大基金”，各地方也积极组建政府引导的产业基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1013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已经超过5.3万亿元，已到位资金1.9万亿元。其中，仅2016年就新设立政府引导基金384支，披露的总目标规模超过3.1万亿元。
不过，中国动员多种资源来搞制造强国战略，引发了欧美的担忧。除了担心今后外资在一系列重要行业可能丢失来自中国的大笔订单外，他们还担心在中国国内及海外市场的竞争中，外资企业遇到不公平待遇。
中国欧盟商会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国制造2025》号召为多个行业提供巨大的政府支持，会将国外竞争者挤出中国市场，造就拿政府补贴进行不公平竞争的全球玩家。该报告将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机制简单概括为：国有投资基金和发展银行将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协助收购国外竞争者；提供大量的研究补贴。
去年末，德国智库机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一份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报告中称，“中国高科技投资的目标，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获得前沿技术，促成大规模技术转让；从长远看，中国是想控制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
在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基础科学以及高端技术及装备的研发生产，需要政府及企业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投资，政府也往往通过低息贷款、补贴等形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帮助其形成竞争力。西方国家当初在发展制造业时，基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自然也无法例外。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一味指责中国的补贴政策利率优惠政策有失公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西方质疑中国的计划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超支和无效投资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事实上点中了问题的一个要害。
这些年来，我们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补贴政策，试图以此来刺激、带动某些政府选定的行业，金融机构也配合政府意愿，给相关企业提供大笔大笔的贷款，且利息成本极低。要指出的是，得到补贴的企业以国企央企居多。整体来看，这种补贴政策的效果是很差的。
在本届“两会”上，中国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就痛批一些企业躺在政府身上要钱，“现在很多汽车公司，就靠吃补贴，质量标准也上不去，然后大家争着要指标，只要生产一辆车，就可以有6万元，这样不利于技术进步。”
傅成玉表示，用钱去扶持产业的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钱没走到市场上，而是放到各个主管部委的口袋里去，由部委来选谁去做、做什么。这样政府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钱就用不好。
补贴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该补的没补，不该补的却拿了补贴。例如，傅成玉在调研中发现农业的补贴非常多，但很多没到农民手里，而是到了给农民服务的企业去了。如农业机械这一块，国家每年给的补贴上千亿，但大型高档的农业机械都是国外企业在做。
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新能源车骗补也好，还是农业补贴养肥了外国企业也好，背后都反映出我国补贴制度的不合理性，相关部门须认真思考并重新设计补贴制度，也需要借鉴一些国外的成功经验。
就比如新能源车，可以考虑将补贴发给消费者，由其自己来选择买哪个厂家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汽车厂商的造假行为，也促进了市场的优胜略汰，有利于打造本土优秀品牌。再比如，产品研发方面，是否可以考虑根据企业每一阶段的研究结果，分阶段给予补贴等等。此外，补贴和优惠政策之间也有个平衡问题，有时候给企业政策比贴钱给企业效果更好。
为尽快发展起部分产业，中国不仅制订出了鼓励性的产业政策，还动员了规模不菲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支持这些产业发展。但是，如果财政支持政策（如大量的财政补贴）如果没有用对方向、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力量，那么很可能形成错误的激励，一方面在低效利用资源，另一方面又会扭曲市场。
